中國進入“第四次徘徊情緒”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傾向于認為，中國社會正處在風險口上。在當下的社會輿論中，批駁這些論調似乎要比接受它們更難，因為類似“崩潰論”的言論，總能在屢屢曝光的收入不公、腐敗、信仰迷失、環境污染等社會缺陷中找到證據。這直接導致了當下中國社會“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于在自由主義傾向嚴重的市場化各類媒體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罵政府、批官員總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合，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國復雜性、堅持大政方針的言論，就有可能被戴上“五毛黨”、“御用文人”甚至更惡劣罵名的危險。

但另一方面，這些“盛世危言”顯然又是荒誕的。它正在“異化”中國發展的基本盤，與當下中國社會欣欣向榮的成就極不相符。中國的確面臨不少社會問題，但環顧整個世界，過去20多年，中國肯定是犯錯誤最少的大國，是最有前景的大國，是最有獨特發展道路的大國。一個重要的例證在于，近年來贊許和肯定中國發展的西方聲音越來越多，“中國崛起”、“北京共識”等討論都起源于西方，諸多國際政治學大師都在修正過去看低中國的看法。

顯然，中國社會焦慮的蔓延與國家整體局面的看好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解釋力悖論，社會正負情緒之間出現了“輿論逆差”，“負面情緒”正在壓倒“正面陳述”，抱怨的聲音遠遠蓋過主流輿論。我把這種悖論視為中國社會思潮進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緒”中，即在上世紀70年代末“要不要兩個凡是”、80年代末“姓社”還是“姓資”、90年代末“國有”還是“民有”之后，產生了要“向前走”還是“向后退”的猶豫和選擇。十年一輪回的歷史表明，每當“徘徊情緒”在社會普遍蔓延時，人們的焦慮感就會上升，在輿論上往往變得異常波動，并很容易掩蓋和忽視國家整體向上的真實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緒”與前三次一樣，都在形成對國家體制修補與變革的巨大推動力。只要處理得當，不僅會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也能催生社會進一步的大繁榮。

如何消除“第四次徘徊情緒”

一是警惕“極左”，也防止“極右”。任何極端或激進的想法都會阻礙中國的前進，這是過去中國沖破三次“徘徊期”的第一經驗。然而，目前牽引中國民眾徘徊情緒，為抱怨文化添火加柴的，仍然存在兩股相當嚴重的激進主義思潮：極左派與原教旨自由主義者。前者對當下的分配不公極其不滿，對富人致富沒有辯證的認識，對當前改革的復雜性理解不足，極力鼓動中國要再現毛澤東那樣的歷史強人，回到“均貧富”的平均主義時代，還有人認為文革才是最好的時代。這樣的觀念容易產生一些“憤青”、“憤老”，強化人們對快速發展的不滿與哀怨，非常不利于理性認識中國社會;后者則以批判當下政治體制為主要目的，鼓勵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呼吁全盤效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痛陳當下制度不可扭轉的致命缺陷。它們構勒了一個虛無的“中國民主”國家幻象，將中國當下問題全部簡化為“只要全民選舉就能解決”的錯誤理念，以致于容易蒙蔽和煽動一些思想過于單純的青年。盡管兩股激進思潮是中國社會多元化的表現，但由于激進主義思潮本身對社會成員行為具備相當的鼓動力，中國主流社會必須加以警惕，并適時地在輿論上進行正本清源。

二是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30多年，當民眾陷入困惑與猶豫、舉旗不定時，“摸著石頭過河”、拿實踐中的經驗再用于實踐，推動了廣大群眾成功擺脫舊有思想的枷鎖。要讓第四次徘徊情緒早日消散，就需要不斷地向國民傳遞中國復雜性的信息。中國是大國，13億人口是西方30多個國家人口的總和，其財富構成與發展不均衡相當于一個美國、日本、巴西再加非洲人口的復雜狀態，中國30多年現代化進程相當于把西方300多年現代化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如此艱難和偉大的使命，需要所有人的呵護，需要全體國民的堅定與自信。中國社會的沉重歷史包袱，以及相互交織盤錯的社會關系，使推動中國改革與變化的難度大大高于那些年輕的發達國家，這應該成為民眾認識中國國情的共識。

然而，當下一些人樂于“媚利益”、“媚掌聲”，將輿論變得娛樂化、極端化、片面化，非但不能引導人們以耐心與踏實的心態看待國家發展的艱辛，反而以各種簡單主義的思維邏輯，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側面，營造對抗的氛圍與國家崩潰的絕望感。這些過于極端簡單主義的論調以及有目的性的新聞截選，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至少也構成了某種程度的新聞造假。對此，相關部門應該像當初鼓勵商品打假那樣立法，鼓勵當下的輿論打假行為，尤其要鼓勵一些有識之士在互聯網領域的辟謠，對嚴重的造謠者采取法律嚴懲等措施。這是塑造政府公信力的必然手段，也是讓社會理性聲音不斷壯大的必由之路。懲治謠言的目的不是限制言論自由，更不是你死我活的輿論斗爭，而是要讓事實越辯越明，讓真實景象導入國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中。

三是鼓勵官員、知識分子、民眾講真話。無論在哪個時代，中國都不乏講真話的人，這是中國制度中具備糾錯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們不斷在徘徊中堅定信念的基礎。現在流行于公共空間的新聞輿論，幾乎都患上了“負面消息綜合癥”。這種病癥起源于“壞新聞才是好新聞”的西方新聞理論。然而，中國新聞從業者多半不清楚，那套新聞理論是西方兩黨制或雙黨制相互博弈的產物，媒體通常是某些特定利益集團的傳聲筒，如果硬搬到中國就會產生輿論的失衡，造成“微觀上是真實的，宏觀上是失真的”社會假象。

過去30多年，與任何一個國家相比，“中國夢”的實現與追求都毫不遜色。要讓全體國民充滿希望，而不是垂頭喪氣、惶惶不可終日，關鍵就在于在主流輿論中令人信服地還原中國真實的、客觀的與積極的繁榮景象。中國持續崛起的事實不斷證明，當下的困境是暫時的、局部的、可解決的，中國體制的一些問題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糾錯的，而所謂的“中國崩潰論”也必將像物理學偽問題永動機原理一樣，被掃進歷史的故紙堆中。

(作者為環球時報編委、首都經貿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

責編/高源 美編/石玉

資料鏈接—— 讓“中國夢”超越“抱怨文化”

在今天，我們發現，“80后”“90后”的年輕人確實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問題。這里一方面是不斷提高的幸福感的要求和現實可能的滿足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對于公平和和諧的理想與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之間的差距，都讓許多年輕人似乎再度發出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慨嘆。于是我們在網絡上或是現實中都看到了不少抱怨和不滿，這當然自有其正當的理由，社會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回應和關切年輕人的困擾和問題，社會也需要變得更公平和更和諧。但確實也存在一些年輕人沉溺在消極的“抱怨文化”之中，缺少奮斗和努力的愿望和信心。他們容易將社會的問題變成自己不需要奮斗的最好的理由，將現實的困擾變成自己不需要努力的前提。出現了一種用抱怨“合法化”自己的疏懶，用社會問題“合法化”自己的消極的潮流。而這其實與積極努力向上的“中國夢”形成了對照。我現在也看到了“中國夢”又在和“抱怨文化”賽跑。這確實是一個新的臨界點，我的感覺是好像30年前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被提了出來，我們確實還需要用“中國夢”的光芒激勵我們的年輕人用正面的夢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變中國和世界。

我們應該看到，要求社會為自己多做一些是合理的，但自己為社會盡到本分也是合理的。要求社會變得更公平和更和諧是合理的，但有你的努力付出來創造合理的一切也是合理的。批評社會的弊病和問題是合理的，但用自己的努力使得社會的問題和弊病減少也是合理的。社會像需要眼睛一樣需要批評者和反思者，但社會同樣像需要心臟一樣需要努力的行動者。抱怨也有一定的價值，但為夢想而積極努力更有價值。今天中國已經在一個和30年前不能比的大平臺上，中國的機會還很多，在中國努力的希望要大得多。因此，我相信“中國夢”一定能夠超越“抱怨文化”，“中國夢”還會贏下去。因為今天的我們有遠比30年前更強的實力、更大的平臺和更廣闊的視野。

(文/張頤武)注：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原創文章，網絡轉載請為作者署名并注明“來源：《人民論壇》雜志”字樣。書面轉載請聯系010-65363752或郵件至rmlt@rml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