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加快,民族產業持續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受到來自各方的挑戰,產業安全問題愈加凸顯。為了探求維護我國產業安全的策略,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來自農業、金融業和國際經貿領域的專家學者聚首對外經貿大學主辦的“2011中國經濟安全論壇”,共同探討金融風險與產業安全、外資流入與產業安全、糧食安全等方面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
全球已進入糧食市場動蕩多變和高糧價時代
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已經連續七年增產,今年很可能實現“八連增”。雖然,我國糧食實現了“七連增”,糧食總產量達到10916億斤。但是,與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相比,中國的糧食安全仍然最脆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雖然目前我國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這種平衡非常脆弱。保障糧食安全的資源條件非常貧乏;第二,這種平衡是強制 性 的 平 衡 。 種糧 成 本 越 來越高,比較收益不高,對地方財政收入幾乎沒有任何好處。要保障糧食安全必須有中央和各級政府強力的干預,否則這種平衡馬上就會被打破;第三,這種平衡非常緊張。雖然現在小麥供求總量基本平衡,但是稻谷和玉米供求日趨偏緊。
四方面因素制約了我國的糧食安全。一是地,二是水,三是種子,四是錢。我國有18.26億畝耕地,但是糧食播種面積不到16億畝,人增地減的趨勢難以遏制。而且我國耕地的質量也存在嚴重問題。
水資源的制約。經過幾十年的治理,雖然大江大河和大型灌區的治理和建設取得了成就,但是對農村的溝、渠和塘的投入太少。過去主要靠農民,現在農民也沒有積極性投,這幾年嚴重的旱澇災害,與水利投入嚴重不足有關。省、縣財政投入有限,中央財政水利投入也是杯水車薪。而且資金投入渠道非常分散,難以整合。
種子問題,我國的作物種類小、散、弱,八、九千家種子公司絕大部分沒有獨立研發能力,我國最大的10家公司的市場份額只占到13%。美國孟山都、杜邦先鋒兩家公司占有美國60%的種子市場,現在他們對中國市場垂涎三尺,而且已經進來了。
糧食安全最大的挑戰是種糧成本快速增長,農民種糧的比較效益不高。過去農民種糧不算勞動力成本是因為農村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中國正在告別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勞動力廉價的時代也已經一去不復返。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正在推動糧價整體性的上漲。在人多地少的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的勞動生產率,擴大糧食的生產規模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成本提高必然推動價格上漲。如果沒有大量補貼的話必然會出現糧食供應的短缺。
中國要實現糧食的基本自給必須立足國內。我國每年糧食消費量占到全世界糧食消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占到世界糧食貿易量的兩倍左右。但是,世界糧食市場的供給能力畢竟有限,目前中國糧食進口量占全球糧食進口四分之一以上,進口過多國際市場難以完全滿足需要。我國已進入糧食資源較高地依賴市場的階段,其中食用油自給率不到50%,棉花自給率不到60%。
全球已進入糧食市場動蕩多變和高糧價的時代。從全球糧食生產與消費角度來看,供求偏緊的態勢在近期和中期難以改變。2008年以來全球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糧價大幅上漲。現在全球的貧困人口是70年代以來最多的,主要原因就是窮人承受不起高糧價。我國政府的目標是保證人民既要吃飽更要吃好。所以,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的基本自給,即保持自給率在90%左右。要保證百姓吃好吃飽就要統籌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要拓展農業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保證糧食安全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下工夫。第一,完善對糧食生產和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制度。這些年中央財政對農村的投入已接近一萬億元,但是公共財政的雨露還沒有滋潤到全體農民,所以需要繼續加大對農村的投入。第二,針對種糧比較效益低的問題,國家需要大幅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加強建立健全利益補償機制。第三,要讓農民種自己的地,穩定家庭承包經營的主體地位。當前農民在城里還沒有扎下根,中國的城市化率還不足50%,盲目地推動公司化和農場化經營無異于一場災難,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不能美國化、更不能拉美化,必須要保證家庭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主體經營地位。目前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一些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方式。但是現階段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要防止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兼并農民的土地。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
我國需增強國際金融市場定價權
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的一個子概念,包括三個維度。第一,金融穩定;第二,金融主權;第三,金融自主性。
決定金融穩定的因素包括四方面。微觀層面是金融風險,宏觀層面是金融危機,國際角度是國外游資的沖擊,第四方面是金融創新。其中,金融創新是把雙刃劍。它是金融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同時也沖破了現有的金融監管制度。當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監管處于空白期的時候,這種創新往往會帶來巨大的負面作用。
從金融主權和金融自主性方面考慮,需要關注外資金融機構和國外投資者進入一個國家后在這個國家金融市場上的份額以及所帶來的影響。一旦外資金融機構和國外投資者主導或者支配了某國的金融業,那么接下來將影響這個國家的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甚至金融自主性。這次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從希臘的角度看,它的金融不安全主要來自于在市場上它的主權債務大量被國外的投資者購買,因此這個時候它在制度上和市場上已經身不由己。
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必須從國際的視角來看待金融安全問題。從微觀的金融風險層面來看。對金融風險的控制力是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如果對金融風險控制不好,金融機構喪失支付能力,進而導致銀行危機,銀行危機則會帶來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宏觀層面上,金融危機和金融主權旁落將危及一個國家的金融安全。從金融主權的角度來看,中國長期實行“引進來”的對外開放戰略,外資金融機構大量進入中國,外資金融機構和海外投資者在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份額和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加,值得我國關注。
在國際層面上,現在非常重要的是在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問題。在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性國際金融機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兩個機構中的話語權如何體現一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地位。金融危機以后,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話語權和影響力日益提高,朱民博士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林毅夫教授擔任了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第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我國需注意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人民幣相關產品,特別是衍生品的定價權是否掌握在中國自己手里。美國和新加坡等國家已經搶先推出了人民幣境外的衍生品,而到現在為止中國在這些市場上還沒有在定價權上產生影響。
中國該如何維護金融安全。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因素影響到我國金融穩定,金融主權和金融的自主性。
現在我國銀行業正在致力于建設針對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目前主要的問題是一行三會機構上的劃分。如何在一行三會之間形成合力,共同構建好中國體制下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以此來抵御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的沖擊是當務之急。
匯率制度和外匯管理制度的建設更多的是針對人民幣國際化以后,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如何避免受到更多的外部沖擊和國外熱錢的流入。同時,我們要注意協調好各種制度之間的銜接和配合,在金融開放過程中要注意搭配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者的關系,在博弈當中我們要通過開放來形成“走出去”,更好地保護“引進來”。目前國際上金融的開放都是相互的,在博弈中形成對等的平衡點。
最后,我國還需進一步增強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定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