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收入分配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十二五”規劃綱要第4章“政策導向”指出：“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體系，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系，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擴大趨勢。”第32章“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指出：“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包括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健全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制度，加快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整理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等諸多內容。

有學者將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配關系不合理，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群體之間收入差距大；分配行為不規范，分配秩序比較混亂，等。”未來五年收入分配改革具體要做哪些工作，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筆者認為“十二五”期間收入分配改革的關注重點有兩個，一個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一個是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

關注重點之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

“十一五”期間我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8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財政收入達到8.3萬億元；同時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就業規模持續擴大。特別是2004年～2010年中央連續7個一號文件關注“三農”問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快的時期之一。但存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十一五”期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7%，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僅為8.9%。

而根據張東生主編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10）》，1979年～2009年，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9.5%，低于同期經濟增長0.4個百分點，農村居民純收入僅增長6.9%，低于經濟增長率3個百分點，而且低于城鎮居民5個百分點。2009年，占全國總人口53.4%的農村人口所獲得的收入僅占全部居民收入的25.9%，而占全國總人口46.6%的城市人口所獲得的收入卻占全部居民收入的74.1%。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33倍，剔除價格因素，則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67倍，比1978年擴大0.1倍，比2008年擴大0.03倍，為改革開放以來最高水平。

問題出在哪里？根據《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10）》，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比2008年增加393元，增長8.2%，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收入增長8.5%。其中工資性收入穩定增長，2009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人均2061元，比2008年增加208元，增長11.2%。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繼續較快增長，2009年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人均167元，比2008年增加19元，增長12.9%；2009年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人均398元，比2008年增加75元，增長23.1%。而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速回落，2009年農村居民家庭生產經營純收入人均2527元，增加91元，增長3.7%，增速同比下降7.3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家庭二三產業純收入人均539元，增長10.0%，而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人均1988元，僅僅增長2.2%！

分析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可以看出，農民經營農業的收入過低，是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所在。

民以食為天。我國是人口大國，農業生產經營關系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為農民從純粹的農業經營中越來越難獲得充分的利益回報，所以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一降再降。筆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農村調研可見，青壯年多出外打工，留在家中務農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因此在土地上的收益越來越少，從而導致惡性循環。我國四大主糧之一的大豆，已有80%依靠進口，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信號。

今年以來引發舉國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是和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問題密切相關的。其中的深刻原因，是農村居民的利益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足夠的保障，表現為農副產品價格過低，例如水稻價格從1990年至今只提高了大約5倍，而同期生產資料上漲超過20倍。在這樣的態勢下，濫用農藥、抗生素和激素來提高農副產品產量，成為一些農民的主要選擇，食品安全問題隨之產生。我國應當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農業之路，中國科學院蔣高明研究員創辦的山東弘毅農場提供了生態農業的成功范本。“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只要農業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不僅80后會返回農業，90后也會搞農業。

由此可見，“十二五”期間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農業生產經營收入增長，是“十二五”期間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

關注重點之二：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

如果說農業是緊密聯系著民族的生存和繁衍，那么制造業則與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密切相關，所以筆者認為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是“十二五”期間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個關注重點。

近年來出現了一個觀念誤區，評價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認為第三產業的占比越大，產業結構就越發達。筆者認為值得商榷。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業和金融市場存在的意義，只是幫助實體經濟配置資源，只有制造業才是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之本。17世紀～18世紀英國、美國等早期工業化國家，以發展輕工業起步，積累大量資本后繼而發展重工業。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曾向國會提交《關于制造業的報告》，明確表述，一個國家“不僅富足，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都是與制造業的繁榮極大地聯系在一起的”。美國國會雖然最終沒有通過這個報告，但是美國很長一個時期的發展是按照這個思想前進的。1812年美英戰爭結束后，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英國政府表示積極支持，政治家布魯厄姆勛爵在下院發表演講說：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制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回顧青春時期美國以及后起工業化國家德國、日本和韓國的經濟思想和實踐，概莫例外。

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了打破帝國主義國家的重重包圍，保衛國家安全，在沙俄時代軍事工業初步發展的基礎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短時期內迅速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強國，并且為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雖然蘇聯在工業化過程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相對緩慢，但是其實現工業化的建設成就為世界矚目，并啟示了處于落后狀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青春中國。

新中國成立以后，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主要依靠內部積累，使得國家有強大的重工業可以制造各種必要的工業裝備，使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占有絕對優勢并完全領導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推進國家工業化，真正實現經濟上的獨立。上述可見，現階段的中國，應把智力和財力集中到關系著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制造業領域，把制造業置于一國發展、國富民強的重要位置。

一個國家的行業企業人工成本絕對水平，可以表明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而以勞動分配率表現出來的人工成本的相對水平，可以表明企業的競爭能力和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在國家之間或同行業企業之間進行比較，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越高，增長越快，就能夠不斷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人工成本的相對水平偏低一些，則有利于取得競爭優勢。

根據劉學民主編的《中國薪酬發展報告（2010）》，我國2005年制造業勞動分配率僅僅為16.4%，比英國（2000年）低36.1%，比美國（1995年）、日本（2001年）的水平低15%左右，比韓國（2001年）的水平低5.9%，比印度（2004年）的水平也要低3.4%。與上述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保持著人工成本相對水平較低的競爭優勢。與此同時，制造業勞動分配率過低，也會產生不利因素，表現在某些行業企業過度追求低成本競爭，缺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生產經營方式的動力，影響科學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提升；在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效益提高的過程中職工勞動報酬難以實現合理增長，經營者可能忽視對勞動者勞動的合理補償，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難以提高，缺乏提高勞動效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可見，我國制造業工資收入的絕對水平還有比較大的上升空間。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2009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32,244元，其中國有單位平均工資34,130元，城鎮集體單位平均工資20,607元，其他單位平均工資31,350元。而同期制造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僅為26,810元，其中國有單位平均工資31,142元，城鎮集體單位平均工資17,620元，其他單位平均工資26,617元，分別低于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5434元，3168元，2987元和4733元。根據《中國薪酬發展報告（2010）》,從2004年～2009年19個行業平均工資年均增長情況來看，各行業平均增長達15.2%，而制造業增長僅為13.5%，低于各行業平均工資年均增長1.7%。

通過上述制造業工資水平的國際國內比較，可見制造業工資水平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未來若干年制造業工資水平增長，應該是“十二五”期間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個重點。

（作者系江蘇省行政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