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論都是認識和解決問題的系統思路，都有其所要回答的中心課題，即理論主題。理論主題是否明確，這是判斷一個理論能否真正成為理論的根本標準。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路的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當然也有著統一的理論主題。是否明確這個主題，是能否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根本前提。

回顧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奮起自救的艱辛歷程，總結黨成立 90年來不懈奮斗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圍繞著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而展開的。正因為如此，作為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的系統思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實就是回答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如何推進現代化問題，因而，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如何推進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主題。

之所以做這樣的判斷，是因為，站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17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高度和視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當代中國發展的進程，實質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繼續。自從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封建社會中國的大門以后，痛感中國與西方巨大差距的中國先進分子就踏上了尋求中國現代化道路以推進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歷史征程。從那時起，實現現代化成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之路，就成為中華民族先進分子的不懈追求。在中華民族170多年的不斷奮斗中，中華民族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大致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說到底就是掃除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礙，為推進現代化開辟道路。第二段是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說到底就是探索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一段的前期我們飽受挫折，但是后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實現了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段的前期我們缺乏經驗并出現了嚴重失誤，但是在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終于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就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現代化所作出的路徑選擇；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說到底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領導人民實現現代化的系統思路。

正是圍繞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這一中心課題進行深入探索的過程中，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進現代化系統思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逐漸展開。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改革開放初期生存型階段的實際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回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早形態——鄧小平理論；以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改革開放中期我國走入發展型階段的實際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回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成熟形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鄧小平理論產生于“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國家百廢待興的年代。面對改革開放前因我們黨的理論政策失誤造成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黨果斷地把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的中心任務的歷史性轉折，使得在這之前圍繞“以階級斗爭為綱”形成的錯誤理論路線難以滿足黨完成新的歷史使命的要求。如何圍繞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任務重新確立我們的理論和政策，鄧小平針對改革開放初期黨內外仍然受到毛澤東晚年“左”傾錯誤影響的現實，只能通過對毛澤東晚年的傳統社會主義觀進行撥亂反正，來確立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新思路。這個思路的最終成果就是鄧小平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通常把“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當做鄧小平理論所要回答的中心課題，即鄧小平理論的理論主題。但是，從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個視野來講，既然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為中國實現現代化所作出的路徑選擇，那么，毫無疑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隸屬于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這一總的主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產生于國際局勢風云變幻，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波瀾壯闊的特殊歷史時期。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挫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我們處在一個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國內發生的嚴重政治風波和蘇東劇變，十分突出地把共產黨如何執政才能獲得人民群眾支持，才能使執政黨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黨面前。很顯然，國內政治風波、蘇東劇變以及這個時期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喪失政權等都深刻表明，執政黨僅僅靠以經濟增長為中心解決不了讓人民群眾持久支持的問題。那么，黨到底應當怎樣執政才能獲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經過艱辛探索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一探索的成果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由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從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怎樣執政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滿意和支持這個角度切入分析問題，并提出的一整套新的治國理政的思路，因此，人們通常把“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這個黨”當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要回答的中心課題，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主題。但是，從如何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這個視野來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質闡述了只有全面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讓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黨的執政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持久支持這樣的道理，所以，毫無疑問，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個問題的回答，實質就是對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這個主題作出的進一步展開。

科學發展觀產生于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之際。由于在走出生存型階段之后人民群眾的需求發生重大變化，而我們在實踐上并沒有及時地通過調整政策來滿足這樣一種需求，這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經濟建設“一條腿”長，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建設“多條腿”短的問題，這些問題長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嚴重問題。問題很清楚，解決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理解發展的內涵，適應發展型階段的要求在發展觀上實現根本性轉變，否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問題。正是適應時代提出的緊迫要求，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從回答什么是發展、為誰發展、怎樣發展、發展成果歸誰享有等問題出發確立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思路。這個思路就是科學發展觀。由于科學發展觀是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如何發展這個角度切入思考問題，并確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治國理政思路，因此，我們通常把“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當做科學發展觀所要回答的中心課題，即科學發展觀的理論主題。但是，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實現現代化這個視野來講，科學發展觀實質是進一步闡述了只有推進中國的全面現代化、讓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這樣的道理，所以，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疑也是對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作出的深層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