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黨代表到單位傳達黨代會精神，黨員們不滿意其照本宣科式的宣讀已經公開發(fā)表的黨代會文件的傳達模式，向其詢問本次黨代會的選舉情況，尤其是被選入擔任黨委常委的同志在選舉中的得票數，但未想到黨代表很嚴肅地回答：對此我沒有傳達任務，這屬于保密的范圍。頓時黨員們在驚愕之下，紛紛搖頭，表示難以理解。類似的情況在黨內生活中具有較大的普遍性。把本應完全向黨員公開的黨代會選舉狀況（包括黨的領導人及領袖人物的得票數、差額選舉的情況、棄權票等）秘而不宣，由來已久，早已成為黨內生活中一種習慣性的做法。

從本質上講，民主選舉是公眾意志的表達，因此選舉結果無保留地向公眾公開，就理所當然。黨內選舉也理應如此。將黨內選舉結果完全向黨員群眾公開，是列寧生前一直大力倡導并身體力行的黨內民主的題中之義。在世界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幾乎所有的民主選舉，包括議會議員的選舉、政府首腦的選舉、國家元首的選舉、政黨內部的選舉、社區(qū)的選舉，都毫無例外地要完整公布選舉結果，尤其是公布當選人的得票數，其中一個普遍性的基本的程序就是按照得票多少來確定所公布當選人的排名順序。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有利于客觀公正地反映選舉結果，有利于尊重選舉人的意愿表達，有利于社會監(jiān)督及對當選人的鞭策。

中國共產黨全國黨代會對選舉結果即對當選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排序及公布，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從1921年7月黨的一大到1927年5月黨的五大，在黨代會基本處于秘密狀態(tài)、對當選人只能進行有限的黨內傳達的情況下，對當選人的排序大致是按當選人在黨內的地位、職務及在黨外的影響來進行的，依序主要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瞿秋白、蔡和森等。

1928年6―7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在蘇聯(lián)莫斯科舉行的黨的六大，對當選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第一次按得票多少為序排列公布。在當選的23名中央委員中，人們熟悉的毛澤東列12位、周恩來列14位、任弼時列18位、瞿秋白列21位、張國燾列23位。1945年 4―6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對當選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排名公布，特別注明：“按得票多少排列，票數相等按姓氏筆畫排列”。在44名中央委員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依序排名前三，周恩來列 23位，在黨內雖犯有重大錯誤但仍被毛澤東建議選入的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位列最末兩名，其中，在王明名字后特別注明“321票”。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在向黨內外公布的當選的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的排名，仍然按照七大的作法，即注明：“按得票多少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筆畫為序”。在97名當選中央委員中，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鄧小平、朱德、周恩來依序位列前六。但在此之后，這種符合世界民主政治慣例的做法，就中止了。

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對黨內外公布的當選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的排名，在“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之后，特別注明：“以下按姓氏筆畫次序排列”。這一是由于當時對毛澤東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二是因為林彪、“四人幫”及一大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貴囿于及掩蓋自己在黨代會選舉中得票不高的窘況，而采取的一種模糊黨內選舉真相、有悖民主政治慣例的做法。但不幸的是，這種做法以后又大體上延續(xù)下來。1973年 8月召開的黨的十大，是在毛澤東的名字后注明“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是在華國鋒的名字后注明“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遺憾的是，在撥亂反正中并沒有對這種作法進行必要的澄清和堅決的改正。

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央委員會對政治局委員的選舉結果的公布上，在黨的八大及八大以前，主要是按當選人在黨內的地位排列為序；在黨的九大及九大以后，基本上是按當選人的姓氏筆畫為序。

在民主選舉中按當選人得票多少為序向公眾公布選舉結果，好像只是一個民主的“細節(jié)”，但實質上它既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普遍的基本慣例，也是民主選舉的一個普遍程序。黨內民主也應如此。在這個“細節(jié)”中實際上包含著平等、公正、尊重、程序、監(jiān)督等現(xiàn)代民主的理念，是大不應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的。當然，由于民主選舉所客觀具有的復雜的、或然的、非理性的種種因素，當選人所獲票數也許并不能真實反映當選人的德才全貌，例如在黨內外、國內外都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來，其能力才華、黨性修養(yǎng)及道德人格深為人們尊崇，但他在黨內僅有的三次“中央委員按得票多少為序”公布的排名中，有兩次位列中后，一次未進前五。所以，理智的人們并不會以得票多少論英雄。但是，如果不愿、不敢、不能按當選人得票多少公布選舉結果，則直接涉及對待民主的基本態(tài)度問題，涉及公信力的問題。

五六十年前，老一輩革命家及許許多多對黨做出杰出貢獻的老共產黨人，他們以寬廣的胸懷和難能可貴的超越自我的公心，欣然接受和采用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慣例，為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樣。在黨的八大向黨內外公布的當選中央委員的97人中，除最末一名為王明（陳紹禹）外，倒數幾名幾乎都是對黨有過卓越貢獻、當時在黨內外都有很大影響的老共產黨人，如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倒數第二名）、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倒數第三名）、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倒數第七名）。這種真實反映黨內選舉的舉措，在今天的不少黨內選舉中似乎很難看見了。處于新世紀大力發(fā)展黨內民主的當代共產黨人，我們理應在這個重要的黨內民主選舉的程序上，澄清是非，革故鼎新，向老一代革命家學習。在這個理應做到的“細節(jié)”上邁出的一小步，也許會迎來發(fā)展黨內民主的一大步?，F(xiàn)在正值各級黨代會頻頻召開之際，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