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關鍵是要及時回答實踐提出的新課題，為實踐提供科學指導。”并強調要“重點抓住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永葆科學理論的旺盛生命力。”這既是中國共產黨90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重要任務。對現代中國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還在不斷發展。因此，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需要建設性地思考和解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面臨的前沿問題，不斷增強理論的說服力，這樣才能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果，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克服那種用認定的“理論”即經典作家因時空視差而形成的一些論斷和觀點來檢驗和判定日新月異發展著的實踐的傾向。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理論的正確與否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今天處在全方位開放境遇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沒有任何現成模式可以遵循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它每前進一步，都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如果說傳統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經典作家的論述，那么在這些論述面對的時代和國情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其中有些論述就應該與時俱進地進行新的說明或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比如，對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具體情況而言，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的唯一經濟基礎——公有制，以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就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雖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當某個時期的私有制還能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起著推動作用，當消滅這種所有制所需要的物質生活條件還沒有創造出來之前，我們不能過早地、人為地消滅它；任何人為地消滅它們的企圖，非但不能從根本上消滅貧窮、落后和愚昧的狀況，反而在相當長時期內使這一狀況滋生蔓延。同樣，歷史實踐也證明，以小生產和落后的生產力為基礎的公有制決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發達的生產力作為基礎，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社會直接占有的公有制形式也不可能產生。正是遵循這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得以向前演進。但是，中國實施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與西方所說的市場經濟并不一樣，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選擇和創制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找不到借鑒，中國特色就更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因此，怎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形成與世界上已相對清楚的“市場經濟”基礎機制上的“市場經濟”，特別是在我國民營經濟總量占到GDP50%以上、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已經打破了傳統的公有和私有劃分觀念的情況下，我國公有制經濟如何保證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如何認識和界定公有制的新內涵和新形式，我國公有制是否已經找到了一條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途徑等等，都需要作出有說服力的解答。這樣才能為進一步開拓、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

第二，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既需要繼續厘清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錯誤認識，又需要警惕把西方“藥方”作為教條真理。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總體上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而蘇聯模式是不同于西方、力圖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那么除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蘇聯否定市場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突破以外，在政治體制和政治管理模式上，到底還有哪些被當作社會主義的甚至當作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保留、堅持下來，而實際上卻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這也需要正本清源。中國的政治模式其實還未擺脫鄧小平所批評的“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的“蘇聯模式”的弊病，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又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現實基礎。很難想象，在蘇聯模式那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基礎上，能夠生長出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一樣，“民主政治”本來也是西方的概念。在西方，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民主政治，都是有著內在價值取向和政治要求的經濟、政治制度，它與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相聯系。因此，在西方觀念中，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被排斥在民主政治的范疇之外的。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有自己的性質和特征的，即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國政治制度本身性質的改變，而是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政治制度保證；中國政治制度排斥西方式的多黨制，但并不等于中國政治制度不要或沒有民主性。這種中國和西方對民主政治的不同理解，是和不同的政治要求、價值取向以及意識形態緊密聯系的。因此，在創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如何從理論上研究并闡明中國的民主政治在性質、目的、主要內容、運作模式等與西方和蘇聯模式的區別，尤其是研究和說明這種具有區別（甚至是本質性區別）的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運作上的規則連結和聯系是什么，應該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否則，有人就會以現實生活中令人厭惡的公權力過度介入市場資源配置而滋生的腐敗，否定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果，也使造福于公眾的生產力解放與社會進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難以健康持續地向前發展。

第三，要增強理論的說服力，還必須正確處理和對待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資本主義，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這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也是個實踐問題。當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歷史范疇，并賦予它相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規定，以及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和“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都是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通過對中國社會實際的認真研究所作出的理論創造，其特點就是務實和辯證。務實就是不是從認定的“理論”即經典作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的具體論述出發，而是從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實際出發；辯證就是充分考慮到了中國革命和社會性質的特殊性，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后，中國不必要經過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同樣，由于中國革命和社會性質的特殊性，中國又不能不經歷一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以及對中國還處于“年青時代”（劉少奇語）的資本主義加以利用的階段。這就把社會主義理想建立在了現實國情條件的基礎上，是美好的理想與活生生現實的統一。新中國建立以后的歷史事實也證明，在現實社會生產力還很低下的條件下，在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展以前，以為通過讓資本主義絕種，就可以直接建立社會主義甚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不成功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搞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同樣面臨一個“有所超越又有所不超越”的問題，面臨一個理想與現實統一的問題。中國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完成向現代化的跨越，處在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也有一個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一切積極成果的過程，這是不能超越的，也是一個尊重唯物論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吸取了過去與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性“對著干”的教訓，多了一些“韌”的斗志，也多了一些具體的分析和有效的對策研究。今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前進，如何繼續做到“有所超越又有所不超越”，仍然是對我們智慧的考驗。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只有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并遵循各國實現現代化的普遍規律，才能將走自己的路同走人類文明大道有機地統一起來，而理論創新也只有扎根于這樣的實踐土壤，才會有旺盛的生命力。

馬克思說過：“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理論要說服人，當然離不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的前沿問題的深入研究，這是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