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里，做學問似乎不該沾染“烏紗帽氣”。所以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將掛職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消息一出，即在業內引發熱議，這是無法割棄的傳統士大夫式的政治情懷還是理論付諸實踐的新探索呢？

9月16日晚8時，李稻葵在新浪微博發表了自己掛職的想法：大學出去掛職的人不少，這次有點不同，北京市有探索創新的意思，不妨稱之為學研掛職，即學校工作不丟，掛職期間不負責具體工作，但必須認真學習研究，力求研究解決一兩個問題，推動相關改革。中關村科技園是創新區，有全局意義，請大家多關心。李稻葵還在其微博中表達了掛職期間的兩個力求，并請大家監督：“力求不影響原本的教學科研工作，原來安排的課包括與同事合教的課以及研究課題繼續完成，提高效率，減少其他安排；力求少用公共資源如公車及輔助人員，工資補貼當然沒有必要。”

“學而優則仕”是一種傳統。自古以來，文人墨客寒窗十年多為一朝登第，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做最高理想。雖然做學問的獨立性大打折扣，但讓“內行人領導外行人”也不啻為一件好事。畢竟，在故紙堆里，我們可以看到身為人臣的孔子、墨子、老子百家爭鳴和李白、杜甫、蘇軾文思浩蕩；于汗青之中也能看到謀生于官場的蔡倫、張衡、祖沖之的科技創新和沈括、張仲景、酈道元的潛心鉆研；即便到了近現代，梁思成、竺可楨、錢三強等老前輩亦是做官做學問兩不誤。如此看來，“魚與熊掌”并非不可兼得。

李稻葵名聲在外，撇開他的名人效應、廣告效應和公關效應，他掛職的最大意義在于學者直接進入決策層參政議政。從象牙塔的教授到公務員的位置，是將學到的知識付諸于實踐的行之有效方式，如果李稻葵這樣的學者能為掛職單位帶去新觀念、注入新活力，在按部就班的老機制里掀起一陣頭腦風暴，那像這樣的“學而優則仕”是值得鼓與呼的。

“一個經濟學者在公眾空間，要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要用理性的話語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經濟學者的風范。”李稻葵早已給自己做了定義。從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后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學習的李稻葵，于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經濟學）學位，先后進入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從事中國經濟方面的研究。他曾表示，在美國研究中國經濟是邊緣性的，而在香港研究中國經濟卻是主流。于是1999年他回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2004年他又選擇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在經濟管理學院當教授，同時擔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開始在國內經濟舞臺上嶄露頭角。2010年3月，李稻葵出任新一屆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2010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委會曾為李稻葵寫了一段頒獎詞：作為學者，他用清晰說模糊，把模棱兩可的信息普及給百姓聽；作為央行貨幣委員會的委員，他用學識諫國策，把問題與解決直言給政府聽；作為經濟學家，他用英語說中文，把被誤讀的中國正解給世界聽。

在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既懂中國經濟又熟悉西方表達方式的經濟學家，對于中方和西方都顯得尤為重要。在后危機時代的中國，既有韜光養晦的學術精神又有直諫國策的修為魄力的學者型官員，對學術界和政界一樣重要。李稻葵或許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出現的合適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