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靠喬木，有飯吃。”鄧小平說：“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支筆桿。”在創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的過程中，我發現，他除了在中共思想理論、宣傳教育、文化科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之外，還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民主法制建設等諸多領域也頗有建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重要貢獻。

一、“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志辦事”

1978年10月，中央經濟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共中央如何貫徹全國中心工作由階級斗爭轉為經濟建設的一次重要會議。當時，盡管中共高層已經作出了決策，但對如何系統地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思想，還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和系統的理論回答。沒有經濟政策的理論指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胡喬木站在時代前沿，發出了改革的先聲——《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鳴鑼開道。

在這篇長達兩萬多字的發言中，胡喬木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高度，科學地概括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特別是針對“唯意志論”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損失，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正確口號。他強調：我們搞經濟工作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志辦事。按經濟規律辦事就是按價值規律，按供求規律辦事。我們不但要重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而且要重視研究資產階級學者所寫的經濟學，要利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我們有用的經驗，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經濟實效的公司組織形式托拉斯等。胡喬木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不會自動地保證經濟迅速發展，必須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在管理經濟方面的先進事物，“否則就要陷入爬行主義，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

胡喬木的這些理論和觀點，在此前一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視為禁區。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的這個講話，在國內外立即產生了重大反響——在國內，一時間“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志辦事”成為家喻戶曉的口號；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著名學者認為，胡喬木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在經濟理論上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1980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召開會議，醞釀即將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議程。會后，胡喬木感到，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以經濟工作為中心以后，中央全會再也沒有討論經濟工作，這是一個問題。12月11日，他專門致信鄧小平，說：“六中全會將要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和中央人事更動的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當然是極為重大的問題。但是在三中全會決定中心工作轉移，號召全黨一心一意撲在四個現代化的兩年以后，接連三次中央全會都不討論經濟問題，這在全國人民以至很多黨員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明年要實行大的調整，這對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都會發生重大影響，如何使人民了解這次調整的必要，有關調整的各項方針，以及如何在調整的過程中改善黨的工作保持全國的安定團結，是一個很復雜而不容忽視的緊迫問題。因此，我想六中全會最好能再增加一個議題，即討論通過關于貫徹調整方針、改善黨的領導的工作、保證安定團結的決議。這個決議也不容易寫，但是再三考慮，卻又非寫不可。實際上群眾將最關心這樣一個決議。”

收到胡喬木的信后，鄧小平即于12日批示：“這是一個好意見。”他要求胡喬木立即著手起草文件，并轉陳云、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批示，他們一致贊同。隨后，胡喬木按鄧小平批示轉告鄧力群組織有關部門起草文件。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接受胡喬木的建議，議題轉而改為以經濟調整改革和安定團結為主題。陳云在開幕式上發表了《經濟形勢和經驗教訓》的講話，鄧小平在閉幕式上作了《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重要講話，全力支持陳云提出的繼續調整的方針，繼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摸著石頭過河”。實踐證明，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對于推進改革開放，促進國民經濟走上健康發展軌道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后來，鄧小平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多次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中央經濟工作真正的轉折點，真正是一個撥亂反正。顯然，在歷史的這個轉折點上，胡喬木作為幕后的智囊，功不可沒。

二、在1982年關于憲法結構的爭論中，胡喬木對人民民主權利和義務尤為關注

新中國成立之初，胡喬木就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參與了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的起草修改工作。1954年他又和毛澤東一起參與了新中國憲法的起草工作。1982年9月，胡喬木作為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和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出任新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這次修憲是新中國歷史上制定的第四部憲法，尤其在加強人民民主方面，邁出了歷史性的進步。

1982年2月16日，中央書記處在討論憲法的結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會上，有的主張在憲法第一章“總綱”之后，將“國家機構”作為第二章，第三章寫“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胡喬木在會上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應該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放在“國家機構”的前面，理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總綱”的補充和繼續，“國家機構”是程序問題，是為“總綱”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規定的實質問題服務的。經討論，意見沒有統一。隨后，胡喬木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請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王叔文對世界111個國家現行憲法關于公民權利義務的結構安排作了調查統計，其中有101個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放在了前面。胡喬木立即將這份材料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全體同志審閱。2月17日，鄧小平說：“我同意喬木的意見。”2月27日，胡喬木在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對憲法修改草案的討論稿作了說明。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一是加強了人民民主，也就加強了人民民主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二是擴大了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也擴大了國務院的職權；三是憲法恢復了國家主席的設置。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這次修憲中，胡喬木提出了憲法要對“一國兩制”作出相應的規定。這就是憲法草案的第三十一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并在第六十二條關于全國人大的職權中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就為后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尤其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提供了憲法依據。同時，在這次修憲中，胡喬木提議設立國家審計機構，將審計監督制度列入了憲法。他的提議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得到了鄧小平、彭真的充分肯定，寫入憲法。從此，審計監督制度在中國走上了法制化。

三、在社會主義創新理論上，胡喬木第一個提出改革開放是“從理論到實踐上的一場深刻革命”

早在1981年，胡喬木在解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就指出：“社會主義是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一種社會制度，一種新的社會。但是不等于我們對它有充分的了解。”

1990年4月，胡喬木在審閱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關于社會主義若干問題學習綱要》時，更加深刻而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理論需要創新，需要發展。4月11日，他致信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和中顧委副秘書長滕文生，具體地談了自己“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在信中，他說：“關于社會主義本身的概念在一百多年間特別是近十多年間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或者說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現在也沒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進步。這里主要是關于共產主義的目標由近變遠，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后來被列寧稱為社會主義)不僅由短變長，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其成熟階段現在還不能預見，而且由高變低，即由不承認商品經濟到只在狹小范圍內承認商品經濟，到承認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同時，按勞分配由《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設想其實質再三改變，承認個體所有制(農民為主)和其他所有制的重要意義，即承認非按勞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而在斯大林、毛澤東、赫魯曉夫及其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認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是當前必須解決至少必須和可能立即準備解決的任務。對世界形勢則多著重資本主義總危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斗爭，而沒有或很少想到相反的情況。革命(包括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由高潮轉入長時期的低潮，而資本主義則轉入強大的攻勢，這些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所始料不及的。現在必須面對現實。所以改革開放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確是從理論到實踐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

胡喬木的這封信，短短1000多字，但卻被歷史學界和理論學界稱為胡喬木晚年的巔峰之作，是他對社會主義認識達到了新境界、新高度。胡喬木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歷史和當代社會主義實踐開創的新道路這樣的大角度，密切聯系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事業進行深度思考，提出“改革開放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確是從理論到實踐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再次印證了他對新事物敏銳的觀察力和對疑難問題的深刻辨析力，發往昔之所未發，言他人之所難言，可謂是胡喬木全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中最有分量的篇章之一，可以視為對鄧小平同志反復指出的要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的一個重要的理解和發揮，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胡喬木之所以能在80歲高齡、在與病魔抗爭的病床上產生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正是他幾十年來與時俱進不停思考的結果，是他理論聯系實際身體力行的結果，是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結果。

（作者為解放軍出版社昆侖編輯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