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俗例：你若遇到一位副部長，最好稱呼“部長”；遇到一位副書記，最好稱呼“書記”。這其中雖有在平常的場合一切簡化一點、隨便一點的意思，但也難免有討個好的因素。當然，若要上媒體正式報道的時候，正是正，副是副，這個“副”字是萬不可省略的。而這位葉毓芬副教授，你在任何場合，千萬不要把這個“副”字省略（當然你可避開頭銜稱呼“老師”），因為這個“副”字，含金量太高，只有保留著才能表達對她老人家的由衷的敬重。

這位葉副教授是何許人也？她乃是我國著名生物學家童第周教授的夫人。童教授是世界聞名的大師級的生物學泰斗。抗戰時期，沒有科研條件，他們夫婦二人借錢買了一架顯微鏡，這筆債用了十年才還清，而做出的卻是震動世界生物學界的科研成果。童教授還是生物“克隆”研究的先行者。而葉毓芬副教授四十年一貫制，是他不可替代的副手。童教授愛她的賢淑，敬她的科研工作的精準和把握。他的重要論文有60%是兩人協作完成的。在中國生物學界，他們夫婦被稱為“中國的居里夫婦”。

這位“居里夫人”在1976年去世時，職稱是“副教授”。但為什么這個“副教授”的含金量竟如此之高并讓人如此敬重？在學界，沒有人不承認她在生物學領域的貢獻和地位。她之所以沒當上正教授的直接原因是，她的丈夫童第周教授是管轄職稱工作的領導。她去世后，童教授的終身悔恨是沒有把妻子及時送去更好的醫院，耽誤了準確的診斷，但對沒有批準妻子當上教授，卻毫不歉疚。因為他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當不當教授無所謂，他們心同此心。他們的一生只有對科學的無限忠誠和不懈的追求，并沒有孜孜以求什么稱號和職稱。他們的精神關注點在科學之內，而不在科學之外;在科學產生了什么影響，而不在我獲得了什么。你想，一個科研項目還根本不知會有什么成果，更不知幾月幾年才能獲得成果，卻義無反顧先擔起了十年的債務，沒有對科學的忠誠和追求，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個副教授的含金量，恕我直言，可能比今天100個教授加在一起還要更高。

現在，我們常常談到的話題是“錢學森之問”——中國何以少有大師？我想，先得問一問大師的標準。我以為，這個“副教授之問”也許能透露大師的第一標準是什么。聯系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其他真正的大師，在這一點上幾乎相同。史學界的那個陳寅恪，在國外上了好幾個大學，都是文憑不要，只要把想學的學到手，就飄然而去，帶著另一個學術目標，奔進另一個大學。而在上世紀初至二三十年代，與各業大師同時出現的還有一批堪稱教育大師的大學校長，如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等,也恰是對什么文憑、學歷、學位，毫不買賬;只要具有真才實學，皆可恭請為教授。所以，沒有文憑的陳寅恪，可以應聘清華當國學研究院的教授。那個沈從文，當兵出身,沒上過一天大學,卻因在小說和其他學術領域著作豐厚，才華卓越，照當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的教授。

其實，這些大師不過遵循了一個常識：實事求是。教授，首先是一個職責，是對一個大學教師的工作能力的要求，而且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其次，才是一個職稱。顯然，職責是第一位的。當然，我絕無否定職稱的必要性的意思。任何一個行業都需要一個對從業者的管理和使用的模式，包括尊重的原則，激勵的原則。但必須名副其實，表里如一。而目前的大問題，恰是在這個基本點上出了毛病。為什么這么說？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本來職稱的對應物是職責,是能不能擔當職責的能力，可在實際運作中卻變了味道，職責變成了年資。于是，攀比的內容變成了工作年限。“我教了那么多年，還不是個教授，太不公平!”——這成了當今學界不少人可以擺到桌面上的堂而皇之的牢騷和怨言。其實，是不是教授和年資無關。胡適1891年出生，1917年當教授;傅斯年1896年出生，1927年當教授。算起來，他們都不過30歲左右。

其二，再加上很多以“關系”、“權位”換職稱的情況，如今中國“教授”的數量又來了個“世界第一”。其實，在很多對教育很嚴肅、很神圣的國家，一個講師在人們的心中就很受尊重。而在今日中國，人們除了對那些知根知底、確有真才實學的教授依然尊重之外，對那不知其如何而稱為“教授”的人群，照例投以懷疑甚至鄙夷的目光。是的，我們的教授群，在各種因素的沖擊下，經歷了一個稀釋化的過程。譬如，那種不符合學術規律的讓人哭笑不得的評價方式，使教授的內涵已完全稀釋。如把刊物分成等級，什么國家級、省級；還有那個“核心刊物”等等。于是，其中不少刊物立即身價百倍，“認刊費”、“版面費”由此而來。有的教授因此在本質上不是“評”出來的，而是付了這費那費“買”來的。這是一次真正的“斯文掃地”，“教授”的稱號由稀釋而達于令人鄙夷的程度。

因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教授稀釋化的環境中，葉毓芬副教授，不把是正是副當真，只管自己真真實實地做學問，這令我肅然起敬。這個“副”字用在她的身上，也顯得無比崇高。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