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熒屏“晉商熱”的傳播，晉商留下來的大院、古城已為人所熟知。人們常常驚嘆晉商的富有，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財富排行榜中，列出光緒時以亢氏為首的十四家山西富戶。他們的資產累計約2萬億兩白銀。他們的商貿活動將山西變成了“海內最富”。然而，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喬治·吉爾德在《財富與貧困》一書中指出，“財富大半是思想的產物，而不是金錢的產物。”

1912年，梁啟超先生在海外生活十幾年后回到北京，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為他舉辦的歡迎會，在會上演講時說道：“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對于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那么，晉商什么品質值得梁啟超推崇呢？

晉商的誠信體現在諸多方面，對顧客童叟不欺，對雇員同舟共濟，對合作伙伴恪守信諾，哪怕是一去不復返的過路人，或幾十年前的一筆生意，都有一份“絕不辜負”的情義。經濟學家梁小民這樣評價晉商：“他們不玩那種坑蒙拐騙的小伎倆。他們把誠信作為經商的最高準則，在沒有任何法律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下自覺地去實踐。他們的這種商業道德體現在每一個方面，融入到商業行為的每一個細節中。他們的成就證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

山西商人走西口，大都充滿了責任感。他們的出走不廉價，不是為躲賭債，也不完全是為了逃避災荒，而背后實質是一份高貴的創業精神和改變家庭與親人生活質量的可貴使命感。當他們貧困時，不自暴自棄、怨天尤人，硬是憑著一股子韌勁去尋找新的生存發展空間，闖出一片新天地。當他們富有時，依舊不放棄那份使命感，最初的情義被放大，成為對行業、對國家乃至整個社會的責任感。晉商創富之后，上為國分憂，下為民解困。捐錢、運糧、修路、蓋廟、建橋、辦學、濟貧、扶弱，不惜錢財贊助社會公益事業。其眼界和胸懷，著實讓今天雖暴富卻為富不仁的一些人汗顏。

在當前的市場環境里，許多人被“金錢拜物教”迷心，眾多行業曝出潛規則，究其原因便在于誠信缺失與價值觀的偏離。兩年前，溫家寶總理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表《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的講演中語重心長地指出：“道德缺失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層次原因。一些人見利忘義，損害公共利益，喪失了道德底線。我們應該倡導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家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類似《財富》和《福布斯》這樣的商業雜志也在企業排名評比時加上了“社會責任”標準，足見社會責任之于企業的重要性。

有位哲人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天重走西口路，在于用21世紀人的眼光，跨越時空去解讀審視數百年前晉商敢為天下先、敢于走出去、敢與命運抗爭、敢于開創人類商業文明新境界的開拓創業精神，這種精神對于借鑒明清晉商成功之道，對于山西的轉型跨越發展，對于構造中國新型的晉蒙能源大基地，助力中國經濟增長、構建和諧社會均有重要作用。

幾百年前的老晉商為了改變命運踏上漫漫西口路，幾百年后的新晉商，也有許多人為了追尋財富夢想，再次走進內蒙古，修路、開礦、發電、治理沙漠。如今，不僅是山西幫商人，廣東、福建等地有遠見、有毅力、有魄力的精英都將在內蒙古這片土地上，在呼、包、鄂這個金三角地帶，實現財富擴張的夢想。

正是這種代代傳承創新的精神，國家與民族才能蒸蒸日上地發展。去年的中國GDP比1978年增長了18倍；1978年中國外貿總額僅為206億美元，今年則是3萬億美元，其中出口位列世界第一、進口列第二。在世界坐標中，中國已是擔負著重要責任的大國。這種責任，不僅體現在全球經濟發展的作用上，更體現在用中國的精神、中國的文化去影響全世界。最近，“重走西口路，再鑄新輝煌”全國22多家知名媒體大型采訪活動，正是為了深入挖掘晉商“走西口”文化，去體驗、發掘、梳理其中的經濟底蘊、社會意義、文化含義。

（作者為山西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