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馬里海盜

2008年以來，索馬里海盜問題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索馬里海盜在亞丁灣海域大肆劫持商船，勒索大筆贖金，2008-2010年獲取的贖金總額近1億美元，造成的間接損失則高達130億至160億美元。國際社會在亞丁灣海域開展了大規模反海盜和護航行動，但收效甚微，海盜活動至今依然猖獗，已成為威脅國際海運安全的一大頑疾。

索馬里海盜問題并非單純的海運安全問題，它是索馬里20年來政治亂局的縮影，也是索馬里連年內戰、民生凋敝的直接后果。究其歷史根源，則是索馬里民族構建和國家構建進程的失敗。

索馬里人的祖先是公元7-9世紀從阿拉伯半島遷來的阿拉伯部族。12-16世紀，索馬里境內出現了澤拉、伊法特、阿達勒等穆斯林城邦。然而，游牧部落之間的頻繁沖突阻礙了統一的索馬里國家的形成。1960年，英屬索馬里蘭宣布獨立，建立索馬里蘭國。同年，索馬里蘭與意屬索馬里合并，建立索馬里共和國。1969年，齊亞德·巴雷通過政變上臺。1991年，巴雷政權被推翻,索馬里陷入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形容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混戰。部族社會的先天缺陷，殖民統治的遺產，軍閥、部族和政治伊斯蘭等多股力量的此消彼長和彼此沖突，使索馬里民族構建和國家構建進程舉步維艱。

首先，部族分裂使索馬里民族構建水平低，社會整合程度差。索馬里有薩馬勒和薩布兩大族系。薩馬勒族系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由迪爾、伊薩克、哈威伊和達魯德等四大部族組成。薩布族系由迪吉爾族和拉漢文族組成。這六大部族又分為幾十個部族分支。部族分裂為索馬里打上前現代國家的烙印，使其成為被原生態社會組織碎片化的“補丁國家”。索馬里社會普遍存在國家認同的模糊和錯位,公民對部族等次國家組織的認同取代了對國家的認同,導致國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社會整合不成熟。在巴雷統治的20余年里,從表面上看,索馬里具備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要素,如擁有政府、軍隊、法院和駐外使館等,但唯獨缺少公民對國家的認同這一現代國家的重要元素。內戰爆發后，部族認同開始重新主導索馬里社會，民族解構初見端倪。

其次，殖民統治為索馬里民族構建設置重重障礙。索馬里不是民族構建的自然結果，而是殖民主義者制造的“人造國家”，長期的殖民統治遺患重重。19世紀末，英國和意大利相繼入侵索馬里，北部地區淪為英國殖民地，其余地區則淪為意屬殖民地。索馬里蘭問題就是殖民統治的產物，索馬里蘭曾是英國殖民地，而索馬里其他地區在二戰前一直是意大利殖民地。這使索馬里蘭人具有強烈的分離主義意識，最終乘內戰之機宣布獨立。邦特蘭是另一個趁亂宣布自治的地區，近年來內部政治紛爭使其重陷動蕩，并淪為海盜團伙的大本營。

第三，國際危機管理失效。1991年以來,國際社會曾多次嘗試解決索馬里沖突。聯合國曾向索馬里派駐維和部隊，非洲聯盟、東非國家政府間發展組織（伊加特）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區域組織也多次嘗試調解索馬里沖突，但均無建樹。2004年，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的索馬里過渡政府成立，但過渡政府勢單力薄，只能偏居南部城市拜多阿。2006年，伊斯蘭武裝組織——伊斯蘭法院聯盟曾短暫統一全國大部分地區。但在美國暗中支持下，埃塞俄比亞出兵將伊斯蘭法院聯盟趕出摩加迪沙。此后，激進伊斯蘭武裝組織——青年圣戰者運動迅速崛起，占領南部大部分地區，并一度攻入摩加迪沙。過渡政府的勢力范圍則一再收縮，甚至不能控制整個摩加迪沙。

國際干預行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聯合國對索馬里危機反應遲鈍,導致危機管理效率低下。區域組織的局限性也減弱了危機管理的效果，索馬里和平進程主要由伊加特主導,但伊加特主持下成立的兩屆過渡政府均無法控制索馬里全境。美國等大國沒有在索馬里和平進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起到負面作用。美國對索馬里的政策經歷了最初的積極干涉，到維和行動失敗后的完全超脫，再到9·11事件后矯枉過正，不惜扶持軍閥勢力，遏制政治伊斯蘭。只要激進伊斯蘭勢力不控制索馬里全境，美國便“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索馬里的某些鄰國則各有各的盤算，對于他們而言，索馬里繼續亂下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連年戰亂和無政府狀態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目前控制索馬里大部地區的青年圣戰者運動，堪稱“索馬里的塔利班”，激進程度比塔利班有過之而無不及。激進組織大行其道，將使索馬里淪為國際恐怖主義的策源地。

索馬里目前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東非大旱導致的饑荒。這場60年不遇的旱災使索馬里30%的人口營養不良，320萬人需要緊急糧食援助，平均每6分鐘就有1名兒童餓死。饑荒造成大規模難民潮，2011年以來，已有近30萬索馬里人因饑荒和戰亂逃往摩加迪沙和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地的難民營。

過去20年，是索馬里“失去的20年”。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紛紛崛起的形勢下，索馬里卻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國際社會必須認識到索馬里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并探尋全面解決索馬里問題的途徑。正如國際危機集團非洲項目主任科勞斯拉克指出的那樣，“實現海上安全的關鍵是陸上穩定。”索馬里危機不僅拷問著國際社會的良知，也是西方國家全球治理倡議的試金石。如果國際社會繼續漠視索馬里，對其帶來的多種非傳統安全威脅不作為，那么國際社會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將變為一句空話，海盜問題等索馬里亂局的衍生品勢必對地區和國際安全構成更大威脅。（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