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了完成承擔的兩個國家社科重點項目研究任務，我帶領課題組跑了7個縣。我的研究任務分別是怎樣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合作經濟組織既然是其重要研究內容，因此，在這次調研中，我們特別關注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

“皮包合作社”迅猛發展

我對我所跑的7個縣的共同印象是，自2008年始，從數量看，合作社的發展異常迅猛，增長速度幾乎都是成倍的。但深入調研后，我們發現，在這些合作社中，“真合作社”十分少，多是“偽合作社”。根據我們的調查，“皮包合作社”的“皮包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從創設看。這種合作社是空殼的，沒有自有資金，甚至社員沒有入股或象征性入股，“注冊資金”多是假的或虛的;也因如此，這種合作社一般都沒有自己的財務;某縣的農委主任就告訴我：鑒別真假合作社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看它是否有自己的賬本。

其二，從組織看。這種合作社從形式上看，組織機構是健全的，也有理事會、監事會等名堂，但其實際控制者往往是某個“能人”、“大戶”或“老板”，真正的農民合作十分鮮見。

其三，從管理看。這種合作社往往也有一系列管理制度貼在墻上，但通常是不執行的，不要說“民主管理”，社員“開會”都很難得。

其四，從運營看。許多空殼合作社是不運營的，有些合作社雖然是運營的，但實際上是“公司+農戶”模式或協會性質組織套上合作社外衣，搞點技術服務或培訓而已，看不出“統一經營”的跡象，更體現不了市場議價能力，也沒有二次分配或返利這一說。

地方政府何以能容忍“皮包合作社”

在發展合作社過程中，一方面，政府的參與或推動將節約合作社的組織成本，促進合作社的興起與發展;另一方面，政府權力又往往是個人權利最大和最危險的侵害者，它的積極性的發揮有可能致使合作社的發展結果事與愿違，其主要表現在：

第一，合作社數量超常增加。如前所言，在這些地區，合作社數量幾乎都是在很短的時期內成倍增長的，如果沒有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發揮作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縣鄉干部普遍“頭痛”。他們的抱怨是：我們知道政府不應該直接介入，但我們不干則合作社就很難搞起來——許多合作社正是由縣鄉科技干部領頭搞起來的，而且他們也已經意識到，已經搞起來的許多合作社往往“不像那么回事情”。

第三，許多農民漠然。一些合作社是搞起來了，可是農民對它漠然，甚至一些參加了合作社的“社員”也不明白合作社到底是什么。“合作”成了政府和鄉村精英們的事情，普通農民漠不關心。給人的感覺是，農民們“被合作”了。

第四，合作社走樣了。如前所言，“皮包合作社”已經泛濫，有點像樣子的少數“真合作社”也不完全按照合作社的基本原則組建、管理和運營。讓人滿意的合作社鳳毛麟角。

該換換執政思維了

農村基層干部確實為合作社的發展作出了努力，但他們努力的效果卻不盡人意，這里面有沒有一些“中國特色”的原因?

之所以如此，與中國的“壓力型行政體制”有關。今天，合作社發展之所以有如此亂象，“壓力型行政體制”功不可沒。“壓力型行政體制”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最常見的表現就是：一窩蜂、搞攤派、分任務、下指標。我們發現，上級要求下級在一定期限內必須發展出多少合作社來，并且搞評比，獎“先進”，罰“后進”。如此一搞，“皮包合作社”還怎能不如雨后春筍呢?

再次，還要指出，之所以如此，與鄉村精英合謀有關。這里講的鄉村精英既包括基層干部，也包括“鄉村能人”。基層干部要實現“壓力型行政體制”下必須完成的政績，而“鄉村能人”則眼盯著合作社可能有來自政府的“好處”，二者一拍即合。于是，受利益驅動，“能人”們紛紛期望把他們的企業、協會包裝成合作社。

最后，不得不說，之所以如此，與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有關。GDP的多少不僅僅是表現政績的“光輝數字”，也是決定地方政府可用財力的“真金白銀”。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當然是“不惜一切手段”發展經濟。很自然地，合作社也就被地方政府當作“手段”急功近利了一把，讓合作社承擔起詮釋“硬道理”的歷史使命。地方官員們一廂情愿地認為：盡快把合作社搞起來，農業就規模化、現代化了，于是經濟就發展了。

(作者為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責編/王慧 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