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國會關于債務上限調整的博弈引起全球的關注和焦慮。當全球市場繃緊的神經因民主、共和兩黨最后一刻達成的妥協而松懈時，標準普爾發布的美債降級報告無疑又給了市場當頭一棒。美元應聲下跌，全球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更是大幅度震蕩。雖然現在市場已漸漸平息，但對美債降級所施放的信號，我們應從戰略層面予以高度重視。

首先，我們需要分析美債降級給出的信號是什么，是美國財政的一時困難還是美國債務不可逆轉的惡化趨勢。筆者認為，美債降級反映的是美國財政狀況不可逆轉的惡化。未來10—20年美國面臨多重難以克服的結構矛盾：高成本的福利制度與人口老齡化趨勢；經濟相對實力持續下降和國際安全責任難以脫身；產業空心化與貧富兩極分化；蘊涵財政失控機制的兩黨選政體制。這些矛盾最終都將表現為財政和貿易的持續赤字。

其次，美元本位制的特殊地位使美國財政和債務不可逆轉的惡化趨勢不會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而是表現為美元的慢性危機和急性崩潰。我們關于“國際資本流動中利益分配”的一項研究數據發現：其一，美國通過低成本融資（高信用等級借債）和對外高收益投資在凈負債條件下實現了凈盈利，也即實現了違背常理的債權人對債務人的補貼；其二，美國海外凈收益的78%是通過美元貶值帶來的對外債務貶值和海外資產升值實現的。因此美國應對財政貿易雙赤字的最佳政策組合就是量化寬松的貨幣貶值政策和壓高成長國家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的對外經濟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我國采取穩定匯率、招商引資和鼓勵出口等政策，出口導向型經濟取得快速增長。這使我國在創造就業、提升制造業基礎方面分享到經濟全球化的重大利益。但是隨著以美國為發源地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中國在商品需求、資源供給和金融資產儲備方面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已面臨極大的風險。因此有必要從戰略層面探討如何應對美元危機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需要解決國家外匯儲備的安全隱患問題。目前，中國官方外匯儲備已超過3.2萬億美元，其中約有2/3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并且大部分是美國國債。因此，一旦出現美元危機，美元由大宗商品價格衡量的購買力將大幅度下降，中國將深受其害。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的危機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并導致發展中石油進口國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借鑒歷史經驗，我們需要雙管齊下解決外匯儲備安全隱患。

一是實現國際收支相對平衡，避免外匯儲備的繼續增加。建議采取以下行動：放棄通過中央銀行購匯的方式維持匯率低估和穩定以保證出口企業有利可圖，并將匯率風險從企業轉移到國家的傳統政策。通過不規則的方式調高人民幣中心匯率至相對合理水平，消除單邊升值預期和外匯儲備單邊增長的勢頭。這還將有利于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和資本輸出，并通過資本輸出路徑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在匯率水平相對合理和加快匯率風險管理工具發展的前提下，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發揮彈性匯率吸收外部沖擊的經濟緩沖墊作用；對資源出口行業和資源密集型出口產業取消出口補貼，征收環境污染稅收，消除資源開采價格的扭曲因素，以避免稀缺資源的透支性開采和扭曲性出口；國家設立出口制成品收購基金，幫助出口企業應對危機并促進其定期轉型。制成品儲備可用于救災、貧困地區和家庭的救助。

二是積極采取多種政策鼓勵民間資本輸出。除了對外直接投資、對外銀團貸款和政府援助外，還需要重點促進民間創設私募股權國際投資基金，實施國家外匯儲備化整為零、化官方為民間的資本輸出戰略。未來全球金融市場將越來越不穩定，因此通過QDII以金融市場作為投資領域不足以規避日益增長的美元風險和西方主權債務風險。因此，筆者建議政府出臺相關鼓勵政策，吸引資歷和品行兼優的海內外華人金融投資精英成立國際投資管理公司，創設私募股權國際投資基金；借助民間投資智慧及其人脈關系實施國家的資本輸出戰略，給更多為外國金融機構所用的華人金融高級人才提供施展其才能的新型平臺，為增進我國國民福利作出積極貢獻。具體鼓勵政策可以包括以下領域：一是借鑒國際慣例，實施免稅或稅收減免政策；二是提供換匯便利和便捷渠道；三是鼓勵國有企業或資金盈余單位認購此類基金以促進其發展；四是允許商業銀行根據投資項目的收益和安全狀況提供30%—60%不等的杠桿收購融資。

同時，政府需要調整經濟發展戰略。一是立足國內市場的開發，堅定不移地促進經濟轉型。二是放松金融行政管制，加快資本市場發展，提升資本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民眾創造更多的市場發展投資渠道，有效分享經濟高成長的成果。從根本上改變對外部商品和金融市場的過度依賴。三是需要確立中國的全球金融戰略，通過頂層設計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促進具有內在穩定機制的多元儲備貨幣體系的形成。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