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一直是國家農業政策倡導和努力實現的方向。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鼓勵土地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規定之后，在地方政府的推動下，農村社會自發出現了種糧大戶，城市中的剩余資本也開始下鄉，涉足傳統的農業生產領域，一些上千畝甚至上萬畝的大規模土地經營開始出現。為了考察規模農業的產出效益，筆者2010年對中部某農業大省的F縣種糧大戶進行了調查。

調查地林鎮地處長江之濱，屬丘陵地帶。當地工業不發達，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外出務工和農業收入，屬于典型的農業型鄉鎮。在種植結構上，當地農業以早稻—中稻兩季水稻的輪替種植為主。2009年，全縣農民人均上報收入6000元左右。

一些規模農業高投入—低產出

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利用國家土地平整的機會，2010年F縣政府在其下屬的林鎮進行了土地規模經營的改革實驗，將平整好的土地統一流轉給本地和外來的種糧大戶。在流轉的方式上，先由該鎮的農民將土地流轉給新成立的土地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流轉給種田大戶；在流入方的準入門檻上，當地鎮政府以100畝作為承包經營的底線，并鼓勵大規模承包；在流轉時間和流轉租金上，當地政府規定流轉年限為6—10年，每畝流轉租金為400斤稻谷的市場價。在全鎮的3萬畝土地中，共流轉1.2萬畝給種糧大戶。

在規模經營中，由于土地面積多，如果過度依賴外部的農業機械市場，其生產成本將增大。因此，土地面積越大，經營者越強烈地想擺脫對外部農業機械市場的依賴。在當地，經營1000畝土地的種糧大戶用于購買農業大型設備的投入一般在80萬—100萬元之間。

然而，巨大的投入沒有導致土地產出的增加，林鎮的種糧大戶普遍陷入了虧損的境地。種糧大戶許某、谷某、陳某、姚某、張某經營面積分別為1061畝、1150畝、640畝、328畝、230畝，2009年度，他們分別虧損20萬元、20萬元、30萬元、2萬元、3萬元；2010年度，他們分別虧損18萬元、15萬元、0萬元、6萬元、5萬元。唯一贏利的只有具有豐富農業經驗、耕種280畝土地的周某，他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別贏利5萬元、4萬元。從林鎮土地規模經營的現狀來看，一般經營規模越大，單位面積糧食產出越低，經營者虧損越嚴重。土地經營超過300畝的大戶普遍陷入了糧食減產、嚴重虧損的境地。

由于虧損嚴重，種糧大戶對國家的糧食補貼和水稻保險有著強烈的依賴。以當地的經營大戶許某為例，2009年他獲得國家補貼6萬元、稻谷保險5萬元。顯然，如果沒有國家的補貼，種糧大戶的虧損將更加嚴重。

勞動力成本是規模農業的結構性制約

在林鎮，種糧大戶的減產具有多重客觀因素，如土地平整后土地有機層被破壞、水利設施質量不達標，以及大戶經營者缺乏農業管理經驗等。然而，當地不同模式的農業生產經驗證明，即使排除這些不利因素，種糧大戶的單產仍然明顯低于小農經營的單產。當前，土地規模經營還不能實現機械化對勞動力的完全替代，在耕、種和收三個主要環節上需要人工的輔助，且諸如插秧、除草、除蟲和其他田間管理還主要靠人工完成。種糧作為周期性的生產受到天氣、地理等自然因素的影響，農業生產活動對勞動力的需求表現出極強的不平衡性。農閑時節，種糧大戶所需的勞動力有限，而在農忙時期，則需要大量勞動力。

在農業產業利潤有限的條件下，規模經營者不可能通過長期雇用勞動力的方式來解決農忙時的用工問題，只能在農忙時臨時雇工。在林鎮，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流入了城市，留守村莊的人大都年齡偏大。農忙時突然增大的勞動力需求大大超過了勞動力的實際供給，以致勞動力無法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當外部勞動力無法滿足規模經營的需要時，農業生產便難以有效地銜接，產量下降就難以避免。即使有正常的勞動力供應，種糧大戶也必須為勞動力的使用支付較高成本。在農忙時期，一個勞動力的價格在當地一般為一天150—200元，如果雇用100個勞動力用于“雙搶”的話，該種糧大戶一天支出的成本就在15000—20000元之間。在這種情況下，種糧大戶不愿去做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情，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土地減產。

為了防止進一步的虧損，當地一些面積超過1000畝的種糧大戶正在將土地重新分片承包。如該鎮最大的承包者曹某，2009年將自己承包的2000畝土地以略高于每年400斤稻谷的價格分別承包給8戶二級承包方。通過這種方式，承包大戶收取固定的租金，不再直接經營土地。在經歷了一番盲目求大的規模化經營之后，迫于農業生產的規律和社會經濟條件限制，當地的土地經營正在進行新一輪的洗牌。

“剩余勞動力”能規避農業風險

關于中國農業經營模式的研究，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是中國農業存在著“過密化”特征。盡管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勞動力轉移，農業生產的“過密化”現象大為改觀，但農業剩余勞動力仍然大量存在。從當前農業的日常管理來看，勞動力供給的確超過了實際需要，但從農忙和農業抗風險能力的角度來看，這種充足甚至過剩的勞動力反而是適當的，其能夠滿足突然增大的勞動力需要。作為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勞動力投入雖然導致農業的邊際報酬遞減，但是這種投入卻規避了可能出現的農業風險，提高了農業的細致管理水平和單位面積產量。

隨著國家現代化的實現，終將有一天，“人口紅利”將消失，出現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不過，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相伴。當前土地規模經營中勞動力價格的迅速形成，卻是人為加速推進的結果。從現實來看，由于留守村莊的農戶并非青壯年勞動力，而是年齡極大、缺少外出技能的留守人員，他們的勞動力不具有非農業就業的可轉移性。這部分聚集農業之上的勞動力有效地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成本，本是中國農業的一個優勢，而土地經營權和承包權的分離卻導致勞動力價格外顯，農業生產成本急劇上升，農業發展陷入了困境。

從世界范圍的農業經營模式來看，既有以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為代表的“細碎化”模式，也有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規模化”模式，可見，規模化與農業效益的提高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雖然小農的家庭經營不具有科技創新的動力，無法構成中國農業發展的總體方向。但是，從現階段國家的糧食安全和農業效益的角度看，土地的家庭經營仍然扮演著重要的功能。即使認為規模經營是中國農業下一步發展的方向，將土地規模維持在哪一個水平上仍然是一個需要探索和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勞動力成本的出現構成了當前農業規模經營的結構性限制，對規模經營的倡導和實踐必須正視糧食安全這一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