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體常常以“自由”和“人權”的衛士自居，標榜自己獨立、客觀、公正。近期發生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媒體為了吸引眼球，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完全可能做出侵犯人權和公民利益的行為。那么，其他西方媒體又怎么樣呢？它們能做到尊重人權尤其是其他國家公民的人權嗎？它們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能做到客觀、公正和獨立嗎？我們不妨從美國媒體與美國外交決策的關系來看這些問題。在美國，媒體與政府的關系復雜。僅就過去十年而言，從伊拉克戰爭到阿富汗戰爭，從反恐到防核擴散，從中美關系到美俄關系，媒體與政府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依賴并且在多數時候相互配合的關系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也頗耐人尋味。
一、美國媒體如何影響政府決策
美國媒體對美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有著上百年的傳統。早在19世紀末，赫斯特和普利策的報業帝國主宰的“進步媒體”，就曾成功地將國家引向戰爭的狂熱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并最終導致了美西戰爭的爆發。現時代，電視和互聯網的日漸強勢，以及“CNN效應”的頻頻奏效，則被視為媒體對政府外交決策影響力進一步上升的標志，這其中，默多克集團對美國媒體的全面滲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媒體的這種影響，首先體現在推動政府采取行動方面。由于媒體對于一些國際事務有較高的期望值，它的報道便會自覺不自覺地調動起公眾的情緒，希望事情可以向人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這在無形中給了政府需盡快采取行動的壓力。在這一過程中，媒體擴大了事件關注者的范圍，也對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強大影響力：在海灣戰爭期間，幾乎所有國家的民眾甚至包括薩達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節目，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評價說：“鮮活的電視節目雖然不能改變政策，但是的確能夠創造一種政策制定的環境。”
媒體的影響也體現在阻礙和延緩政府行動方面。在越戰期間，美國媒體就起到了阻止政府繼續推行戰爭政策的作用。通過對示威活動的廣泛報道，以及對反戰言論的傳播，媒體對華盛頓的外交決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在戰爭之外，從經濟到文化的許多領域里也都可見媒體的這種影響，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的迪拜港口并購案和此前的中海油并購案。
媒體影響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議程設定。由于媒體所具有的特殊影響力，使得它所關注的話題很快會成為民眾以及政治領導人討論的中心。這一情況也反映出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現實，即媒體傾力報道的事情往往會成為社會的興奮點，這就使得媒體對報道內容的選擇變得尤為重要。美國媒體對報道內容的選擇傾向取決于媒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由于現代社會對媒體的依賴性日益加強，人們對媒體報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國際事務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體的影響。
然而，在議程設定方面，媒體也有其局限性。基于媒體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長期得到媒體的“垂青”，而一旦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對某一事件或話題失去興趣，這一事件就很可能會被邊緣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響力，又缺乏商業意義，就很難受到媒體的持久追蹤。美國媒體所特有的“本土意識”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一般來說，如果是一場發生在與美國沒有多少關聯且地域狹小的第三世界國家里的內戰，美國媒體就很少或根本不予報道。例如，美國媒體經常會忽視一些非洲國家的內戰和人道主義災難。
二、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媒體公關
事實上，在美國媒體努力影響外交決策的同時，美國政府也在盡力引導媒體進行有利于政府形象、有利于推進其外交政策的報道和宣傳。經過了一百多年的“錘煉”，美國政府在影響媒體方面，積累了一整套經驗，從而使得媒體在以下幾方面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政府的影響。
1. 兢兢業業地進行日常輿論引導。美國政府很清楚，新聞界反映的是當前正在發生的事件。如果政府對這些事件反應冷淡，不做任何解釋，他們就只好去找其他的分析家，而持不同見解的人士總是很樂意發表他們的看法。因此，白宮非常注意對日常新聞輿論的引導工作。而這一工作，主要是由政府的新聞辦公室來承擔，它的主要任務是向社會說明政府的各項政策和計劃會對公民產生哪些影響。
一般來說，政府新聞官員肩負著兩方面的責任。一方面，在與媒體打交道時，他們作為政府立場的維護者，向公眾解釋官方行動的理由和效果。他們需要糾正錯誤的信息，盡力引導公眾對現有信息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們作為政府內部的媒體利益維護者，要反映記者的需要，例如在記者有可能就某一話題進行采訪前，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從而使采訪顯得自然和親切，富有人情味。從某種意義上說，發言人經常做的就是記者的工作，他們為媒體搜集信息，轉達政府和專家需要對媒體講述的情況。
白宮新聞秘書的工作則是介紹總統的立場和想法，以幫助總統推行自己的政綱，同時也幫助媒體了解政府正在做些什么。對此，擔任過小布什總統白宮新聞秘書的阿里·弗萊舍坦言：“這需要一種平衡術，為兩個主人服務，必須善于判斷。”
2. 對總統形象進行系統包裝。美國政府很清楚，對于總統形象的精心策劃，不僅關系到總統本人的支持率，也關系到政府的執政能力。在目睹了尼克松等總統所遭遇的“媒體門”之后，無論是里根、克林頓還是小布什政府乃至當下的奧巴馬政府都十分重視對總統形象的精心策劃和包裝。
克林頓在這方面的表現就可圈可點。克林頓的任職表現使人們產生這樣的感覺：在他的監護下國泰民安。其實這是通過精心策劃的媒介策略——利誘、誤導或威脅新聞界——才保持了這種成功幻象。幾乎每一天，克林頓總統及其幕僚們都在煞費苦心地制造有利新聞，消除負面新聞，以通過新聞媒體的宣傳確立他們滿意的形象。
3. 進行有針對性的“專題策劃”。美國政府針對某一細節展開“專題”宣傳經常被證明具有很好的效果。在發動旨在推翻薩達姆的伊拉克戰爭之前，美國政府已通過媒體和公關公司對這場已圈定的戰爭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事實證明，在伊拉克戰爭的前期，美軍得以迅速拿下巴格達，美國政府引導下的媒體倒薩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
“放氣球”和“高級泄密”是美國政府影響媒體的重要手法。所謂“放氣球”，就是為了試探公眾的反應，而在某些問題上做出模糊的表態，這常常由政府內閣成員來承擔，而一旦公眾、媒體和利益集團表示強烈反對，就會有人（比如總統或國務卿）站出來否定這種說法。至于“高級泄密”，則是以政府中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的名義，提到一些計劃或法案，而個別媒體會將其作為內幕新聞“泄漏”出來。這種方法同樣可以達到試探輿論的目的，同時，對于一些政府不方便公開表達意見的事情，它也不失為一種巧妙的處理方法。
4. 打拉結合地操縱媒體。對于白宮來說，它所具有的先天優勢是它掌握了新聞的來源，因而在與媒體“持久戰”中占得了先機。而媒體也很清楚，與政府保持默契意味著自己能得到政府更多的關照。例如，如果能得到來自白宮的“獨家新聞”，則意味著可以走在同行前面；能在一些重要采訪中得到白宮的襄助，則意味著可以進行“深度報道”。
為了滿足一些媒體的愿望和營造聲勢，白宮還經常倡議一些小的議案，雖然它們大多不了了之，但卻通過被悄悄透露給若干記者而產生良好的公眾影響。此外，總統等政府高官對與政治無關的事情發表評論也是白宮制造新聞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同樣，對不“配合”的媒體予以消息封殺也成了白宮操縱媒體的手段。最典型的是，“白水門事件”期間克林頓政府對美國廣播公司“斷糧”。與此相關的，便是對“不友好”記者的打壓。對于那些“喜歡生事”的記者，白宮是或拉或打，一旦找到借口，便會借機打壓，輕則給他的上司打電話說“你得管一管你的手下了”，重則讓他丟飯碗。
5.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限制媒體報道。對美國媒體來說，“9.11”之后是頗為寥落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媒體與總統關系的平衡被打破了，“布什總統”及其一系列“愛國”行動成了媒體不敢碰的高壓線。
在與媒體打交道方面，小布什也確實非常精明，他反復強調“愛國主義”和“恐怖威脅”，使媒體在報道戰爭時處于十分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出于愛國主義的情結，媒體需要在報道時把美國的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為政府在國內外所做的一些容易引起反感的事情做辯解和澄清；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威脅是真實的威脅，媒體需要時刻為國家的安全考慮，在信息發布等方面配合政府的工作，而這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中并不是媒體的主要工作。更重要的是，為了配合政府的反恐行動，媒體有必要在一些問題上三緘其口，淡化一些原本看起來很嚴重的事情，這也是布什政府歷經“安然門”、“預警門”、“夫人門”、“情報門”等卻安然無恙的重要原因。
6. 記者、編輯與政府的私人關系影響媒體的表態。與新聞從業人員發展私人關系是現代美國總統的重要公關手段。克林頓就是這樣一個非常善于和記者發展關系的總統，他經常通過與記者的私人會晤增進感情，改善個人形象。而“巧合”的是，“來白宮喝咖啡”之后，幾乎所有記者回去都對克林頓的相關政績大肆宣揚，并從不同角度向人們展現克林頓的風采。
這種私人關系，也成為了一些媒體大亨的保護傘。“竊聽丑聞”發作后，默多克集團在英國聲名狼藉，但在美國卻沒有遭致打擊，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聞集團從報紙、雜志到電視、電影及新興媒體，全方位地影響著美國人的生活，也幫助默多克在美國政界交下了很多朋友，而這些人脈在他落難時就會給予相應幫助和回報。
7. 媒體受到政府高官制作節目和撰寫文章的影響。在這方面，最成功的，當屬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羅斯福的政治生涯中，“爐邊談話”堪稱他的一大“秘密武器”。事實證明，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不僅對重振美國經濟起到關鍵性作用，而且在日后的反法西斯戰爭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巨大作用。
而為了更好地影響輿論，適應媒體的風格，像西奧多·羅斯福這樣的“有心人”，還會通過海量閱讀，以及與媒體編輯的交往，了解媒體的報道方針及傾向性，以便自己及身邊人所撰寫的文章和發布的新聞（側重點）能夠讓媒體心甘情愿地廣為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