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公民都有質疑的權利，但如果抱持抵觸情緒，把“不相信”當做信仰，也難免流于偏激。質疑只是開始，提出建設性意見，推動制度完善、問題解決，公開才有更積極、更現實的意義，才能開拓出更廣闊的民主圖景。

最近一個時期，中央部委公開“三公經費”的舉措激起極大波瀾，也進一步推動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紙面到實踐的落地。這背后，除了政府部門行政理念和方式的轉變，也莫不有著公眾參與的強力推動。無論是關注還是質疑，或者僅只是圍觀帶來的“聚光效應”，都使得透明政府的目標一步步成為現實。

政務公開之中，公眾不僅是被動的接受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河南公民趙正軍，持續將信息不公開的政府部門告上法庭；記者呂建福號稱“專拍哥”，3年曝光數千張特權車照。這些公民個體的努力，都推動著政務不斷走向公正透明：趙正軍的官司，勝訴率近60%；而在呂建福的影響下，河南取消了公安車牌號段“豫O”。

只有公眾廣泛參與，政務公開才有不斷深入的動力。在公民的持續關注、廣泛討論之下，認識不斷深入、共識不斷達成，政務公開已經從“要不要公開”邁向“該怎樣公開”。北京市級部門“三公經費”公開時間、格式、說明、口徑的“四統一”，可說正是吸取了此前中央部門公開后公眾廣泛討論的意見。這種“共同體式”的參與，才是推動行政透明度不斷提高的大規模、可持續、建設性力量。

政務公開要進一步推進，需要更多“參與型公民”的成長。成都等地出現“聽證專業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報名參加聽證會者太少。雖然這與聽證會公信力的下降有關，但作為公開和參與的一種重要手段，如果能有更多公民積極推動，勢必會推進聽證制度的不斷變革和完善。

面對公開，每個公民都有質疑的權利，但如果抱持抵觸情緒，把“不相信”當做信仰，也難免流于偏激。質疑只是開始，提出建設性意見，推動制度完善、問題解決，公開才有更積極、更現實的意義。作為一種質樸的民主實踐，沿著公開走上參與之路，才能開拓出更廣闊的民主圖景。

就政府而言，政務公開不應只是告知，而是與公眾關系的調整，公開本身就應該包括互動、合作的內容。如果只盼望著“賬本一曬，否極泰來”，如果只停留于“報上發發、網上罵罵”，面對質疑沒有回應，面對批評沒有改進，公開也就成了“權利泡沫”，不免會讓公眾失望，只留下一紙新聞、滿肚怨氣。

亨廷頓曾列過一個公式：政治制度化/政治參與度=社會穩定，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趕不上政治參與增長，容易滋生社會動蕩。當前，政治參與范圍擴大、熱情提高，只有健全參與渠道、擴大參與平臺，才能避免可能產生的混亂。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也正因此，政府必須摒棄那種“為公開而公開”的觀念和做法，以制度化、規范化推進政務公開，引導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如果說監督權力、優化行政是政務公開的直接意義，那么政治與社會的對接，可謂其典型的溢出效應。陽光預算讓更多人關注起政府的“錢袋子”，權力清單讓全社會都能監督職能部門執法行為……公開帶來的參與、互動和共建，形成“共同體意識”，彌合“信任感裂痕”。只有這樣，政務公開才真正具有了現代政治文明的意味，也才真正能夠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