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總量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內需不足，而且還和世界經濟的恢復不明朗交織在一起。一方面，我們擔心經濟增長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長；另外一方面，通脹壓力特別大，成本提高和一些輸入性的國際因素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成本，推動國內市場的價格總水平上升。2008年政府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取強有力的擴張手段，雖然收獲了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也為未來的通貨膨脹留下了隱患。

事實上，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是2007年通貨膨脹的延續，只不過全球金融危機打斷了這一進程，引起通貨膨脹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并沒有解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事實上又強化了這種矛盾。從長期看，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價格總水平是需要適度上升的，否則，價格信號就不能很好地成為引導資源配置的基本工具。但是如果市場制度不健全，信息傳遞不及時，或者是宏觀調控出了問題，商品價格該調整的時候沒有及時調整，一旦爆發出來就會引起很大的震動。從2007年以來的CPI變動看，食品價格的變動始終是影響價格總水平的主因。如果說過多的貨幣供應導致了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那么在生產領域，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則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訴求，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尤其反映了這一點。如果說在其它領域，生產者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壓低成本空間等消化部分生產資料的上漲，那么在農產品產銷領域，這樣的空間是很小的。且不說農民提高收入水平方面的要求，僅僅就農業生產資料的上漲而言，就不是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所能消化掉的。還有企業的勞動成本、能源和資源產品的成本的提高，事實上都反映著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長期來看，要保持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還是要解決我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我國的經濟發展存在四個方面的結構性矛盾：

第一方面是內需不足。在2003年到2007年間我國平均經濟增長率是10.6%，這里面有2.6%是出口貢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國際市場波動對本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的影響太大。要擺脫對外需的過度依賴就需要發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術創新的能力。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決的，需要長期通過制度的變化來解決。

第二個方面是投資和消費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改革開放以來，剔除價格因素后我國投資需求每一年的增長率在13.5%左右，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10%的經濟增長中，消費需求會占到6%~7%，而我國正好與此相反。要解決投資和消費失衡不是簡單的政策問題，還需要在制度上進行一系列的調整。

第三個方面是收入分配中出現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是比較遲緩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真正的消費主體應該是居民，而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嚴重影響內需的擴大。除了大格局結構失衡之外，在居民收入內部，居民收入的差別在擴大，而且擴大的速度比較快。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更快地給了收入比較高的階層，而大多數的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階級的收入增長更慢。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他們傾向于去買保值品、去投資、去儲蓄，而不是消費。這樣一來，大量的國民收入從消費當中沉淀出來了，這就導致消費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問題，不僅影響社會公平目標，同時影響效益目標、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第四個方面是我國的社會發展水平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矛盾。這本質上就是城市化的問題。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和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起來，城市化水平相對還是落后的。城市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城鄉差距大。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提高農民的收入，同時，通過城市化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機會，然后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價值，進而實現農民收入的增加。這也需要我們進行長期的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GDP指標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或主要目標，把年均10%的經濟增長率保持這么久，這是我們的偉大成就。由于我國的人均發展水平仍然不高，同時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適度的經濟增長仍然是需要的。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由于各方面條件的約束以及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我們可以適度地放慢經濟增長。我國“十二五”規劃提出年均增長率達到7%，同時還要求居民收入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這種調整是積極的，同時也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了艱巨的任務。這事實上要求在經濟增長率下調的情況下，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仍然保持不變，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增長中解決深層次的結構問題，使我們的經濟發展更加均衡、更有效率。而這些結構問題不是短期的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能解決的，它要靠制度創新，轉變發展方式。而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讓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擴張轉變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術的進步拉動經濟增長。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使社會公眾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福利。而從最終需求上看，這就要求我們調整傳統的通過擴大出口、擴大投資來實現規模擴張的作法，結合我們在本世紀實現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穩步增長、結構更加合理做為更重要的發展目標。而出口、投資和GDP的增長則應該服從于這個目標，換句話說，也就是要以較低的出口、投資和GDP的增長率，獲得較高的消費增長率。而我們的制度創新、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宏觀調控，也應該服務于為這個目標。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