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向來被認為是一種理想，而重慶通過科學規劃，正試圖將之轉化為現實。理想與現實之間，由此開始上演一場精彩的追逐戰。

縮小城鄉、區域、貧富三個差距，堅持公平同時又不可偏廢效率，歷史發展不相信激情，共同富裕不能等不能拖，重慶需要在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內，找尋到一條通往共同富裕的現實路徑，任重而道遠。

日前，本報記者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試圖從一個全國性研究者的視角，剖析重慶共富藍圖。

一個有時間表的共富計劃

在這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一個地方政府的眼光能夠越過“先富起來的一部分”，投向那些尚未富裕的人，以最基礎最務實的方式，進行共同富裕的努力，以全委會決定的形式明確提出“共富十二條”，甚至對城鄉居民收入比、基尼系數值等提出了量化指標。

以往一個地方黨委主要是負責宏觀工作，上述種種細致入微的戰略部署，顯示了重慶怎樣的一種考慮？

房寧認為，重慶在四個直轄市中，以最廣闊又復雜的地域面積、最龐大的農村人口、最小的經濟總量的沉重負擔，卻提出了一個最激動人心的目標，顯示了重慶特有的勇氣和智慧。

在房寧看來，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共同富裕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偏差。

改革開放前，共同富裕被視為一種理所應當的現實，這直接導致了“大鍋飯”的盛行；改革開放后，共同富裕又在“先富和后富”的定位關系中，被無限淡化和延遲，使得共同富裕似乎成了一個可望不可及的口號，一個鏡中月水中花的虛幻理想。

作為房寧此話的注腳，有一個一直都存在卻似乎總被有意模糊的歷史細節，即鄧小平的“先富共富”論。

可以找到的文獻記載顯示，鄧小平曾三次在不同的場合提到過“先富共富”論：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鄧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說。

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鄧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說。

還原這些歷史細節可以發現，當年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先后三次提出“先富共富”論并不斷完善，其完善的側重點則是一次比一次強調“共富”的最終目標。

在最后一次闡述時，“先富”已經被定義為一種“捷徑”，即只是一種達成共富的方式，而共同富裕，才是“大原則”。

房寧認為，從純粹的學術角度來看，社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而共同富裕則并非社會發展的必然，這需要制度上的探索和努力才能夠接近。而重慶將共同富裕寫入全委會決定，正是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體現的是科學發展觀中的協調發展和以人為本。

在房寧眼中，重慶的一系列舉措，實際上對鄧小平提出的“大原則”的回歸，而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社會發展信號。

他說，和以往大多數地方黨委宏觀的粗線條勾勒不同，此次重慶《關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決定》，有目標有措施有量化指標，更像是一個計劃實施表。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是有時間限制的，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有時間表的計劃。”房寧表示，這一切舉措的效果，都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驗證，而這是頗為值得期待的。

縮小基尼系數是未雨綢繆

基于勞倫茨曲線之上的基尼系數，被用來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一般只有高于0.4，才會被認為社會收入分配不公。而重慶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3，在全國的排位中并不突出，此外重慶目前尚處西部欠發達地區。

此時明確提出縮小基尼系數，是否會形成社會收入過于公平而導致社會動力不足？

房寧表示，基尼系數本身就是一個西方舶來品，很多時候容易被誤讀。

當提出收入過于公平，而使得社會發展動力不足時，實際上就是基尼系數另外一個現在很少被提及的劃分線，即當基尼系數低于0.2的時候。

很多人會以市場經濟動力機制理論為根據，擔憂強調共同富裕的負面影響，即當社會收入過于公平時，財富平均化、勞動競爭減少，市場經濟的發展動力不足。但這實際上是將幾種經濟理論混淆甚至偷換概念雜糅而成的。

確實，根據基尼系數的劃分，只有當其低于0.2時，才有所謂因為收入過于公平，導致社會動力不足。

不過，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低于0.2是被劃入“收入絕對平均”范疇的。

而這個“收入絕對平均”，從中國的歷史來看，至今沒有出現過。即便是在平均主義盛行的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也從未出現過。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可考的基尼系數也僅低至0.28，而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

在房寧看來，曾經“大鍋飯”嚴重的計劃經濟時期，都沒有突破0.2的基尼系數底線，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擔憂可能觸碰這個底線，是一種典型的杞人憂天。

歷史和現實都決定了基尼系數在現階段，不可能突破“收入絕對平均”的0.2底線。而只要不突破0.2這個底線，那就不會因社會收入過于公平而導致社會動力不足。

房寧認為，重慶基尼系數在全國的排位中并不突出，卻提出縮小基尼系數，顯示了重慶的長遠戰略眼光。這源于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和人們普遍認為的越是經濟發達地區，基尼系數越高不同，中國的基尼系數最高的，是西部某欠發達省；而基尼系數最低的，相反是南方某發達省。

“在中國，基尼系數的高低，與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并不是正比關系，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現象，重慶力主消除三個差距，應該正是建立在對這一現象的前瞻性思考之上的。”房寧認可重慶提出的分配公平促進經濟發展，他認為這是一種未雨綢繆。而未雨綢繆的意思就是，不等問題成積弊就著手解決，這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的要義。

培育中產階層是連接城鄉發展的內在需要

重慶于全國率先提出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但目前重慶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都較大，而這與重慶特殊的歷史和現實，以及獨特的地理條件等密切相關，并且現階段看起來，這種不利條件很難得到根本的改變。

重慶提出的共富之路，是否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取得實效？面臨的困境和核心突破點又在哪里？

房寧曾到過全球20多個國家，在他眼中，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的限制，并不是阻礙一個區域發展的絕對要素。以色列在沙漠中崛起，日本在資源貧瘠的海島上繁盛，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房寧認為，重慶提出的共富目標是一項“空前挑戰”，因為她無法借鑒復制中國乃至全球任何一地的現成經驗。

除了歷史上就已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難以大規模展開的地理條件外，重慶與最具可比性的其他三個直轄市相比，還有著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就是城市化率遠遠落后。

與其他三個直轄市相比，重慶有著太過廣闊和分散的農村地域，以及龐大的農村人口，而城市又高度密集于一處，因此使這兩種社會結構形成一個相對平衡，難度極大。

在房寧看來，通過與其他三大直轄市的簡單比較，就可以看出重慶在未來需要擴大城市規模和布局，從而對農村形成強有力的經濟拉動作用，來實現共同富裕。

京、津、滬之所以能夠形成較強的綜合實力，源于數十年來不懈的城市化努力。這種城市化努力改變的遠不止是一座城市的外觀，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老百姓的整體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穩步提升，并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中產階層。這種改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對重慶而言，培育一個盡可能大的中產階層非常重要。”房寧認為，重慶地處內陸，今后的經濟形態當以消費拉動型為主導。盡可能大的中產階層不僅是共同富裕的題中之意，更是未來支撐重慶快速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沒有一個數量龐大的集高效生產與穩定消費于一身的中產階層，共同富裕就失去了其邏輯上的支撐點。

事實上，縱觀重慶“共富十二條”，幾乎條條都在提高城市化率，并對三個差距進行“削峰填谷”。重慶正在循著一條正確的路徑前進。

倒是在重慶肩負重任的統籌城鄉路徑上，房寧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今后重慶在面對農村發展時，面臨著兩種模式的選擇。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規模化發展模式；二是以日本為代表的高效、高品質多功能式發展模式。

經過對比，房寧認為，現在中國流行農村大規模、集約化生產模式，但結合重慶的各種客觀條件來看，這條路走起來會比較艱難，因為崎嶇不平難以成片的地理條件，限制了規模化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因此重慶似乎更適合發展日本式的“一村一品”，從而體現“農業多功能性”。

資料顯示，日本是較早提出“農業多功能性”的國家。他們認為，農業不僅僅是一個為消費者提供食品的行業。各地獨具特色的農產品生產、銷售和飲食文化以及郊區農地不失為鄉村的一道亮麗風景，為維護和保存當地的傳統文化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承擔著創造和傳承文化以及保護環境的功能。隨著鄉村旅游的拓展，農家游或漁家游等還成為了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

但房寧也同時強調，建立在高品質、高附加值基礎之上的多功能性農業，需要一個培育較為完善，整體消費結構合理的社會經濟承接層，即一個有需求、有支付能力的消費市場。因為所有高品質的農業產品，最終都必須進入流通渠道，并有人愿意買單。而這個消費市場的建立依舊有賴于一個大規模的中產階層確立。

房寧認為，這是共同富裕亟需打造的一個內在經濟鏈條，只有形成一個具有自生能力的完整的經濟鏈條，共同富裕才能夠真正實現，從而避免因為過度行政干預走向平均主義的“共同貧困”。

“培育一個盡可能大的中產階層，將有效連接城鄉發展內在需要，是一條值得探索的發展之路。”房寧認為，重慶的“共富十二條”比較好地處理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也在就業、戶籍、社會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探索，這實質上也是在為培育一個中間層而努力。

“共同富裕沒有現成經驗，重慶探索的每一步都將具有標本意義。”房寧說。

專家介紹：

房寧，1957年6月出生，男，北京市人，中共黨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研究員。2006年加入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培養工程。2007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08年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政治學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