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體制根源來看，要促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互動發展，最重要的是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構建城鄉之間人口自由遷徙、要素自由流動、公共服務均衡覆蓋的新型城鄉關系。

工業化、城市化是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空間結構的變遷過程。傳統工業化與城市化均強調以非均衡發展帶動速度和效率的提升，而對于非均衡化發展過程中可能引致的資源環境問題、公平性問題等有所忽視。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在尊重工業化、城鎮化互動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更加強調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工業化與城鎮化，更加注重正確處理速度與質量、公平與效率、發展與保護等關系，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四川省省會、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以統籌城鄉、“四位一體”科學發展總體戰略為總領，通過試驗區的先行先試，對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促進“兩化”互動發展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一是以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為前提。我國的城鄉關系，主要形成于我國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重點的趕超型工業化道路以及服務于此的制度構建和變遷，前者使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步入城鄉二元發展的軌道，而后者則使城鄉二元結構具有了深刻的制度背景，演化為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體制”，制約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因此，從體制根源來看，要促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互動發展，最重要的即是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構建城鄉之間人口自由遷徙、要素自由流動、公共服務均衡覆蓋的新型城鄉關系。“成都試驗區”通過系統推進城鄉規劃、產業發展、市場體制、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管理體制一體化，以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戶籍制度改革、基層治理創新為核心對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構建新型城鄉關系進行了大膽嘗試。

二是以城鄉功能和形態優化為基礎。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互動發展是產業結構演進與空間結構調整協調推進的過程，其中的關鍵即在于“城”、“鄉”在產業功能與空間載體轉換中的一致性。“成都試驗區”在以“三個集中”提升城鄉空間集約利用水平的基礎上，提出了“全域成都”的理念，明確了形成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總體功能分區，確定了一批引導產業有效聚集的戰略功能區，對成都全域進行統籌規劃，統籌安排全域范圍內的要素流動和產業布局，以此推動城鄉功能和形態的合理重組與更迭，形成了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互動發展的空間和載體。

三是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動力。根據一般工業化的規律，工業化第一階段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一般是輕紡工業，到第二階段才進入重化工業化，然而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相應制度安排，成都工業化最初卻走上了一條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這使得成都與全國一樣在改革開放初期呈現出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狀態。在此背景下，成都通過推進產業結構由以制造業為主體向以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為主體轉變，為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互動發展注入了動力：加快培育產業鏈完整的產業集群，促進產業由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演進，實現由生產主導型向流通主導型轉變，形成對市場具有較強控制能力的優勢產業，促進工業化質量的提升；針對成渝地區乃至整個西部地區制造業發展的需求強力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為整個西部地區工業化進程提供支撐；抓住城市化、國際化加速發展的契機，通過生活性服務業提檔升級來滿足更大區域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

通過八年的探索實踐，“成都試驗區”在統籌城鄉改革中取得了一系列值得推廣的經驗，同時對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促進“兩化”互動發展作出了有益探索。按照“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歷史定位和長遠目標，未來“成都試驗區”要按照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深刻認識作為省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肩負的重大責任，倍加珍惜并用好統籌城鄉改革發展實踐中形成的寶貴經驗，既要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做大工業總量和城市規模，又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升工業化城鎮化質量，在全省推進 “兩化”進程中發揮好帶頭作用。

（作者閻星系成都市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研究員，高潔系成都市經濟發展研究院副總經濟師、改革與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