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內,毛澤東堪為讀書最多的人之一,且能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而將書本知識為我所用。毛澤東讀書涉獵極廣,各種書都讀,而在各個時期,毛澤東喜歡讀的書類別也不太一樣。比如延安時期,他最喜歡讀的書要數列寧著作。原因可能是:那時所譯的列寧著作要比馬恩的多,而且列寧著作革命性強,很多內容對中國革命有直接的指導性。還有一點可能是,列寧的語言比較生動犀利。毛曾說過:“列寧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斗爭也是如此……”
如果要說毛澤東讀書特點的話,有一個特點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他經常搞“補課式”讀書。比如解放后,他曾在中央刮起過好幾波“讀書旋風”,把讀書搞成集體行動,讓大家跟著一起補課讀書。1958年11月,毛澤東倡導在中央和全黨干部中“開展一次讀書活動”。他自己身體力行,在兩個多月里,讀完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大部分是在杭州、上海和廣州進行的,很多時候是在火車上讀的。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寫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信,信中說:“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他要求大家,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同時建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遵照毛的建議,當時在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進行了多次學習和討論。
毛澤東曾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站在暗溝中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毛對身邊人常說的一句話是“人的知識面要寬些”。他曾同他的衛士周福旺說:“一個人的知識面一定要寬一些,這樣看問題就不會停留在一個層面,能夠從多角度、多側面觀察問題。”1958年,應毛之約,張治中陪同他視察大江南北。一天在火車上,張治中偶見毛在讀一本冶金技術的書,很是詫異,“您也研究科技的書?”張治中問。毛又回答了那句話:“是啊,人的知識面要寬些。”
而那次外出,他隨身帶的書有標點本《史記》、大字本“二十四史”、《老子》、《荀子》、《韓非子》、司馬光《資治通鑒》、王充《論衡》、張載《張氏全書》、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那時毛澤東倡導“補課式”讀書,是在發現“大躍進”問題后,有針對性地開展的讀書活動。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明顯地感到,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規律”、“商品”、“貨幣”、“計劃”和“矛盾”這些東西,都得弄明白,“需要有明確的界說和觀點”。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擬定了18個問題,提供會上討論,第一個就是高級干部讀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可見當時他對通過讀書,來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重視。
毛本人在1959年,曾3次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作了許多批注。毛澤東在整個讀書過程中的談話,經整理,形成了一個近10萬字的談話記錄。內容涉及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相關的國內政策等問題,還有一些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毛倡導下,劉少奇利用到海南島療養的機會,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劉少奇從北京請了兩名經濟學家王學文、暮橋加入他的學習小組。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讀書小組里,有中央部門和一些省的負責人,也包括幾名理論家。
在中央領導層開展讀書活動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建議:“中央各部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去組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國慶節以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讀書也搞“書記掛帥”,厲害吧?
1959年底,在讀書活動開始時,毛澤東曾講過一段很“理論創新”的話:“我們黨里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毛還說:“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毛倡導領導干部多讀書,特別是這種“補課式”讀書,有明確的針對性,就是通過強化“知識理性”,來解決中國社會實踐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當然,讀書固然能在思想方法和知識上給人諸多教益啟迪,但畢竟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見影的事兒。讀書的功效是積累的、緩慢的、漸進的。很難通過一二次補課式讀書活動,就能很有效地解決眾多的現實問題。
《毛澤東文集》第 8卷中有記載,毛澤東說:“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問讀了沒有,說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這表明,他當時對黨內讀書的實際情況是不太滿意的。但實事求是地說,那時的讀書風氣,還是要比今天濃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