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清朝統治、結束中國2000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今年整整100年了。這是一場根本政治制度變革的革命。對于這場革命的發生，一般認為是清政府的改革速度太慢導致的，但也有人認為是清政府的改革速度太快有以致之。那么，為什么會在這時發生這場革命呢？

這要從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三股政治勢力的各自取向和力量對比分析。

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有三股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這是統治力量；二是立憲派，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三是革命派，主張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后兩股力量是甲午戰爭后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新興力量。

從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實踐的開端，它以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經濟技術為途徑，目的是“自強”御侮。但是，中日甲午戰爭宣告了洋務運動政治上的破產。接下來中國該何去何從，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道路選擇：一種是康有為的維新之路，一種是孫中山的革命之路。在 19世紀末，主張漸進的維新之路得到廣泛的支持，特別是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這時候，革命還被看作大逆不道，孫中山1895年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后，舉國輿論把革命黨人看作“亂臣賊子”，“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但是，維新變法運動曇花一現，即被慈禧太后血腥鎮壓，“中國又成一舊世界”（李鴻章語），盲目排外的守舊勢力一時間甚囂塵上，結果是他們為了逞一時之快，利用義和團，并向各國宣戰，導致了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北京淪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慈禧還算明白，知道她兩年來的作為不得人心，給清王朝帶來了統治危機，于是在逃往西安的半路上就急忙發布諭旨，宣布實行“新政”，以收拾人心，挽救危機。此后，清政府實行了一系列官制、經濟、軍事、教育方面的改革，實事求是地說，“新政”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可圈可點。

但是，這些“新政”對收拾人心、挽救危機的作用并不大。一方面，革命力量迅速壯大，反清革命團體紛紛建立，并不斷發動反清武裝起義，這時，不但聽不到人們“惡聲相加”，“有識之士”還為之“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1905年8月，這些反清革命團體聯合起來在日本東京建立了同盟會。另一方面，由維新派轉化而來的立憲派并不滿足于清政府在一般制度上的改革，他們要求進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即實行君主立憲，特別是日俄戰爭之后，立憲派把小日本戰勝大俄國看作是立憲戰勝了專制，立憲呼聲迅速高漲。清政府、立憲派、革命派三足鼎立的局面于此形成。在這一格局中，革命派與立憲派之間、立憲派與清政府之間都是有同有異，只有革命派和清政府之間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

在這種局勢下，清政府的正確選擇無疑是應該籠絡立憲派，因為革命派它是籠絡不住的。事實上，清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這就是決定仿行憲政。對此，立憲派是歡迎的，當時大多數國民也是歡迎的，盡管很多人同情革命，但那是出于對清政府的恨，革命畢竟會造成大的社會動蕩，會流血死人，是不得已時最后的選擇，能避免時要盡可能避免。現在清政府既然表現出開明的態度，采取了進步的措施，人們自然會支持，據報道，當時人們張燈結彩，敲鑼打鼓，游行慶祝，感到中國終于有希望了。

對此，革命派是不歡迎的，不但不歡迎，還要阻止，道理很簡單：清政府的進步會加強它的統治基礎，會加強它統治的合法性，相應地會減低革命的必要性，妨害革命力量的壯大。于是，革命派對此先是阻止，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從北京乘火車出發的時候，革命黨人吳樾就懷揣炸彈跟上了車。吳樾的炸彈不僅沒有阻止、反而更堅定了清政府仿行憲政的決心。此后，幾乎是清政府每出臺一項改革措施，革命派就予以攻擊，尤其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革命派一口咬定是假立憲，是“欺騙”。

對于革命派的起義活動（自然是在國內），清政府當然是全力鎮壓；而對于革命派的排滿革命宣傳和其對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指責（這卻是在海外），清政府卻不會去與之辯論。倒是立憲派充當了維護清朝統治、支持預備立憲活動的辯護士，千方百計地論證革命的恐怖和立憲的好處，雙方主要圍繞著革命派的反清排滿，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實事求是地說，革命派的反清排滿宣傳充滿激情，以滿族對漢族的殘酷統治及其給中國造成深重的民族危機立論，煽動人們的“民族”情緒，是當時最能號召人的旗幟。而立憲派在滿漢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則相當理性，相當正確，但是在當時，正確的理論卻不能得到廣泛的理解和支持，情緒壓倒理性，這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讓立憲派失望的是，清政府的一步步舉措，最后證明了革命派對它的指責是正確的：清政府借立憲之名，行中央集權之實，一步步收權，把權力集中到少數滿族親貴手中。于是，革命派和同情革命派的力量日益壯大，難怪梁啟超十分感慨地說：“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

我們知道，清王朝建立全國統治后，雖然建立其滿漢聯合統治，但是從中央到地方，掌握實權的是滿族官僚：中央政府各部的尚書、侍郎等官員是滿漢各半，但以滿族官僚為主；地方政府的總督、巡撫則主要由滿族人擔任。太平天國戰爭中曾國藩湘系勢力的崛起改變了地方上滿族官僚占主導地位的格局，總督、巡撫等地方官成了漢族官僚的天下。在預備立憲的過程中，清政府開始收權，特別是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去世后，掌權的攝政王載灃基本上沒有政治智慧，他和一般滿族少年親貴一起，加速了收權的進程。收權可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是把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另一方面是把漢族官僚手中的權力收歸滿族官僚手中，這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地方權力收歸中央的過程同時就是漢族官僚手中權力收歸滿族官僚手中的過程。清政府收權最主要的表現，一是中央各部的權力掌握在滿族親貴手中，二是地方督撫大多換成了滿族官僚，三是最后搞了個“皇族內閣”。這種收權的舉措首先是得罪了漢族官僚集團，他們當然不樂意手中的權力被剝奪；其次也得罪了立憲派，因為立憲派奔走呼號，費盡心力，目的是通過立憲實現議政和參政的愿望，進入權力核心，清政府的收權使得他們的愿望落空。應該說，漢族官僚是最不可能反清的，立憲派也不主張推翻清政府，他們是清統治者最應該團結的力量。但是，清統治者計不出此，把他們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只是他們不會主動點燃反清的第一把火，但這并不妨礙在有人點火后，他們成為煽風添柴的主力。

于是，武昌起義后，立憲派和地方督撫在經過短短幾天的觀望后，發現清政府沒有采取得力措施予以鎮壓，就紛紛宣布獨立，迅速實現了從清王朝的支持者到清王朝的埋葬者的華麗轉身，搖身一變成了革命政府的都督。袁世凱則借助這一時機，左右逢源，攫取了革命的勝利果實，清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武昌起義是個偶發事件，一個偶發事件能導致如此嚴重的后果，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革命派有多大能量，而在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它是自己埋葬了自己。偶然性的后面有必然性。正像時人分析的那樣：“滿清于數年前，果能立意振作，易漢姓，廢旗制，化除畛域，實行憲政，蕩滌積弊，與民更始，人心不至渙散若是。乃計不出此，匪獨因循玩愒，又復變本加厲，致令貴族專橫，怨毒日深，致釀成今日革命之禍。”因此，革命在這個時候發生，不在于清政府改革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它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否與它的支持者的要求同步。從這點來看，顯然是不同步，是遠遠落后于它的支持者的要求的。武昌起義只是點燃了燒毀清王朝的第一把火，如果不是立憲派和地方督撫們煽風添柴，單憑革命派的力量，清王朝還不至于那么快垮臺。如果把清王朝的覆滅主要歸因為革命黨人的激進宣傳，而不到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矛盾（這主要是清政府造成的）中找原因，恐怕就是倒因為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