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企業關系的變革是中國改革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核心問題之一。這個時期，我國政企關系的變革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84年），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放權讓利”，通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改變激勵機制的方法來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但計劃指令依然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第二階段（1984—1989年），以“政企分開”為特點，開始引進市場經濟成分，把政府從企業經營和決策中分離出來，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并把國有企業以股份的方式出售，實行“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共存，形成了“雙軌制”；第三階段（1992年至今），這個階段的改革內容主要以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為主導，利用資本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將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改為委托—代理關系，目標是“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

政企關系中的時代問題

“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需要解決三個主要問題。首先，在政府與企業的委托—代理關系中，政府是一個虛擬的個體，而不是一個利益目標清晰的個體。因此，存在“無所有者控制”或“出資人缺位”的現象。問題是，如何把政府“實體化”？其次，國有企業經營市場化增強了其活力，然而，政府又為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生存和發展提供扶植和幫助，這破壞了市場的競爭機制，民營企業的存在還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問題是，政府的“有形之手”應該如何把握控制力度和干預廣度？再次，除了直接控制所有權之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銀行信貸、國有基金和保險公司投資于資本市場來影響企業的融資和投資行為。問題在于，政府對于資本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該如何調控，如何發揮國內資本市場對于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積極作用？這些已經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議題。

在經濟學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很多文章研究了政府對企業業績的影響，但結果不盡相同。一些研究發現，政府干預對于國有企業的業績有負面影響；另外一些研究則發現，國有企業并不一定比私有企業效率更低。其中，一個重要觀點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沒有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以前，政府監控可以有效削弱代理問題。然而，目前大多數研究多停留在簡單的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行政監控上，對于其他政府干預手段缺乏研究，更缺乏系統的多方位政府干預手段的比較和選擇。

政企關系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政府—社會”關系的研究也是國內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核心問題之一。政府在與市場和企業互動過程中，如何在“發展型”和“獨立監管型”之間尋找優化點和選擇行為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國外學者從比較的視角出發，對于政府推動企業和產業發展的方式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討，其中也不乏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的優秀研究范例。相比而言，國內學者可以更便利和集中地關注中國現實，對于中國特色的“政社”和“政企”關系也有相當深入的思考。然而，我們觀察到，系統地和以數據分析為基礎地分析具體政府行為方式與企業業績表現相關性的研究尚顯不足。同時，由于不同學科視角的客觀存在，將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與政府內部管理模式聯系起來的研究也為之尚少。近些年來，不少學者已開始著手于這一領域的研究，但是他們更多關注政府行為的一般經濟后果，而沒有具體涉及企業業績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