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人們熱衷于即時感受真實、事實,這給傳統文學創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有多家主流刊物都拿出欄目來推崇“非虛構”,這給傳統文學發展的方向和對未來的信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多媒體時代,文學創作何去何從?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方向如何把握?這在今天都成了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文學無力回應現實,不只因為現實太豐富,也因為缺乏想象力
文學刊物標舉的“非虛構文學”,其實是80年代后期興起的紀實文學、報告文學的另一種說法。雖然強調了“文學性”,但紀實性和新聞體無疑是其寫作特征。就這點而言,它肯定受到當今大眾媒體的影響。媒體對現實反應的迅速快捷以及豐富多彩,已經吸引住公眾的全部注意力,文學似乎不關注當下發生的那些事件就無法在當今社會占據一席之地。這種心理當然可以理解,刊物要生存,就要引起關注,就要適應潮流,順勢而為。但是文學刊物一定要明白,文學追蹤現實,反映即時發生的事實,注重事實和事件的真實性或現場感,永遠也比不上新聞媒體,紀實報道,永遠也比不上圖像與網絡資訊。文學轉向即時當下的現實事實反映,強調紀實性,會引起某種程度的關注,但決不會是以書寫文字為載體的文學的擅長。要說快速,現在有現場拍客,有新聞報道,有微博;要說逼真,有攝像機的影像。當然,“非虛構文學”可以在表現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電視專題節目的深度報道,也同樣可以在這方面把“非虛構文學”比下去。
文學標舉“非虛構”,據說是因為現實比文學虛構更豐富、更生動,已經不需要文學虛構,文學只要記錄和報道現實就行。美國60年代也是在風起云涌的激進主義運動和反越戰的現實中,產生了諾曼·梅勒、杜魯門·卡波特、湯姆·沃爾夫等人的“非虛構文學”。后來鮑德里亞在理論上闡釋為“仿真”,即是說,當今處于符號時代,一切都符號化了?,F實反倒比虛構更像虛構,文學藝術的虛構已經比不上現實發生的事件更具有虛構特征,現實反倒像文學藝術的仿真。當今中國確實有著無比豐富變化多端的現實:無數的改天換地故事,人民重新創造歷史的故事;建設的奇跡、速度的奇跡,以及丑小鴨、灰姑娘、宦海商海沉浮等故事,鋪天蓋地,俯拾皆是。文學只要如實記錄下來,就足以生動無比,引人入勝了。文學沒有能力表現今天的現實,不只是現實無比生動,同時也因為文學缺乏想象力,二者相加,文學反映當今社會現實就處于嚴重缺位狀況,愧對于這個了不起的時代。
其實,“現實”又被提到如此重要程度,還不只是它突然出現的生動性值得關注,同時還有漫長的傳統在起作用?!艾F實”之于中國文學,永遠具有優先權,對現實的頂禮膜拜并非今天才有的新鮮事。中國文學從現代以來,就發展出一套反映現實的理論,現實主義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也是它的生存規訓。因此,用關注現實來要求中國文學那是順理成章的事。文學關注現實無疑必要,甚至至關重要,但文學如何關注現實,卻并非如此簡單。如果依然是要保持文學的方式,那就無法脫離文學的特征去追蹤現實。最終的評價,是要文學,還是要它反映的現實?前者是文學的方式,后者則是把文學當作反映的工具,當作報告、新聞特寫、社會調查來對待。很顯然,我們討論的實質還是在于:在今天文學如何來反映現實?
虛構說到底是藝術提煉,它強調作家的個體經驗和主體能動性
應該看到,《人民文學》等幾家刊物標舉“非虛構”,關懷現實,確實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就,如梁鴻的《梁莊》,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等,無疑各自以獨特方式反映了現實中的嚴峻問題,其感受和思考都獨到而有深度,確實給文學面向當今現實,打開了一個相當豐富而有活力的方向。但是,我們畢竟要看到,文學一旦強調紀實性,其傳統的、經典的文學經驗就會有所減弱。我們迄今為止,依然沒有放棄關于文學的一套經典標準,顯然,這樣的標準不是僅僅在“現實性”這一角度來評價文學,而是綜合了更多的因素?!胺翘摌嫛睙o疑是一個極好的辦刊物的創意,也不失為文學面向現實的一種呼吁,但它不可能是今后中國文學發展的唯一方向,也不能由此就表明中國文學就要全部轉向面向現實的“非虛構”?!度嗣裎膶W》主編李敬澤有過明確的解釋:“我絕沒有意思勸人家不寫小說,都去非虛構,《人民文學》也絕沒有計劃少發乃至不發小說,只搞非虛構。我們的志向是發最好的小說、也發最好的非虛構。但是,我們也‘吁請海內文豪’,對于這個世界建立起剛健有力的行動和認識意愿?!边@一段話表明《人民文學》絕對沒有要用“非虛構”來代替“虛構”的意思。一部分當代作家借助二手資料,看電視、上網、讀報紙來寫作,長此以往當然沒有充足的生活準備,因此,呼吁對現實世界的行動與認識意愿,也就是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感受生活的另一種表述,無疑是必要和正確的。
但我們依然要看到,“虛構”是文學的主導特質,離開了“虛構”,文學就難以存在。虛構說到底就是藝術提煉、藝術化的表達?!疤摌嫛睆娬{的是作家個體經驗,作家主體的能動性。在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實踐中,因為外部社會的強大要求,作家的個體經驗和主體能動性被降低到微弱地步,于是現實主義要求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的“本質規律”,而這樣的“本質規律”是被意識形態事先確定的,文學批評可以據此事先存在的“本質規律”來質詢文學作品表現現實的“真實性”。事實上,現代以來的中國作家的個體經驗和主體能動性,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釋放。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只有更加多樣的文學經驗的積累,作家的藝術手法更加豐富多樣,其個體經驗與主體能動性才可能表現出來。文學不直接而焦灼地關懷現實,實在時間有限。這也是當代中國文學并未充分發展起心理敘事的緣由所在。
“虛構文學”的危機,現在轉向“文學虛構”的危機。當代中國文學遭受詬病大約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上半期,在21世紀的過去幾年間更是甚囂塵上,而“垃圾論”的宣判則是其頂峰。文學不能成為當代社會中心,沒有歷史上風光,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未必是當代文學不行,而是社會現實發生了深刻變化(例如媒體超強興盛就是其中原因之一)。過去文學承擔了太多的責任義務,因為也只有文學能夠承擔,新聞和歷史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和法學都不能承擔,所有責任集于一身,文學的影響力也當然強大?,F在,各司其職,政治經濟改革有政治學和經濟學,還有行政部門;社保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有社保、環保部門和媒體監督;反腐問題有紀檢機關;“三農”問題有全國的知識分子在發言;民族、宗教以及國際政治問題太專業敏感,文學也不便發言;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文學的地盤越來越小,它只能回到自身,也就是回到故事和虛構,但不曾想文學的“虛構”遭遇到合法性危機,它幾乎眼見著就要被“非虛構”取代,文學何以為繼?
“文學虛構”的危機,是盛行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在文學領域的延伸
“文學虛構”的危機,根源于當今精神性價值受不到重視。虛構文學在思想、文化底蘊以及個人經驗方面做出的探索,這樣的精神活動并不被視為有什么價值。相反,實用的、有用的以及訴諸社會普遍公共問題的作品才有存在的必要,才有“現實意義”。我們對文學作品揭示的人類精神生活以及文學作品包含的思想和文化價值依然理解得很機械、很功利。長期以來,我們視個體化經驗的深刻性,不如社會公共問題的意義更大,文學中的庸俗社會學迄今為止還有很大市場,甚至以各種名目重新獲得了強大的道德力量。我們一方面指責當代文學作品沒有深刻的思想,沒有深厚的精神內涵;另一方面,我們不斷地敦促文學作品關注現實問題,要去表現現實中精彩紛呈的生活。本來這二者并沒有矛盾,也可以做到內在的統一,但在實際上,文學作品的精神性價值問題,個體經驗的獨特性和深刻性,并沒有多少人真正重視。長此以往,作家不會執著于此,讀者亦不會真正關切,甚至有可能視而不見,棄之如敝屣。這就是中國的虛構文學一直“虛”不下去的根本緣由。
我們可以看看近些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雪》,略薩的《城市與狗》《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庫切的《恥》,耶里內克的《鋼琴家》……這個名單在這一意義上可以無限地開列下去,更不用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奉為圭臬的卡夫卡、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喬依斯、普魯斯特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并沒有那么直接的現實性,它們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其個體經驗的深刻性,對人類命運的廣博洞悉以及對生命存在精當而微妙的體驗。世界性的文學經驗從未把文學與現實直接而焦灼的聯系視為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手段,也不會相信這種直接性可以造就最好的文學作品。盡管中國文學要走自己的道路,但這樣的路徑肯定不是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覺今是而昨非”完全另辟蹊徑,它是在自身既定的經驗基礎上的深化和開辟。
虛構是文學的生命所在,沒有虛構就沒有藝術想象力,也就沒有文學
其實我對中國當代虛構文學(或文學虛構)倒沒有那么悲觀,相反,還是樂觀其成。尤其是近些年,有些小說倒是在回到鄉土中國敘事中體悟到作家個體經驗的深刻性,雖然也是貼著歷史或現實,但個人感悟和語言錘煉進入到一個更加純粹的境界。一些作品中,歷史敘事與中國人的生存事實和命運是息息相通的,真正有深刻性的作品,并不那么拘泥時間和空間,恰恰是它具有更強大的歷史穿透力,可以從過去穿透至現在,直至綿延向未來。這樣的虛構文學雖然越來越少——今后或許也只有極少數的作品真正有藝術虛構能力,但它們的存在卻是整個文學得以存在延續的根本生命脈絡。
盡管我并不認為文學虛構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認為貼近現實就是拯救文學的法寶,但我同意“對于這個世界建立起剛健有力的行動和認識意愿”這種呼吁,因為這一切——中國當代如此富有活力的現實,確實可以沖撞中國作家的心智,激發其思想感悟,開啟其想象力。另外有些作家轉向艱苦的田野調查,轉向認真扎實的案頭準備,但這一切,不管是虛構還是非虛構,都要轉化為文學的方式,說到底就是最終有效的藝術提煉,有創造性的文學虛構?!疤摌嫛边^去是、今天是、未來依舊是文學的藝術生命所在,沒有虛構就沒有藝術想象力,就沒有藝術地表達,也就沒有文學。說到底,文學虛構就是文學性本身。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