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把“反腐”擺在更突出位置

講話精彩語錄

“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公眾關切：腐敗與反腐敗的話題一直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其中，腐敗現象是否已積重難返，“越反越多”？反腐敗斗爭應堅持“持久戰”還是“速勝論”？等等都引發出民眾的諸多追問。

“七一”重要講話重提“反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這個問題，意在提醒和告誡全黨：“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不平凡的90年，“在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么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因此把反腐倡廉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表明了中央的更大決心。

經典論述： 毛澤東曾告誡全黨：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別姬”、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局面。

鄧小平警示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江澤民強調：“經濟搞不好會垮臺。經濟搞上去了，如果腐敗現象泛濫，貪污賄賂橫行，嚴重脫離群眾，也會垮臺。”

胡錦濤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再一次把如何科學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極腐敗的危險”的重大政治任務，更加尖銳地擺在了全黨面前。要跳出反腐困境，最需要的是反腐戰略思維的創新，是反腐體制的創新

總書記居安思危的高度政治責任感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易經》）。居安思危既是一個清醒的執政者應有的基本素質，也是一個優秀的執政者應有的政治責任。封建社會貞觀之治等盛世皆因如此，正處于中國崛起的當下更應這樣。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和政府把反腐敗置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之中進行謀劃和推進,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方略不斷完善，但是腐敗的方式也不斷改變。不斷“滋生蔓延”的腐敗問題，不斷“易發多發”的腐敗案件，不斷突破民眾承受底線，不斷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覺，反腐敗形勢“仍然嚴峻”、任務“仍然繁重”。因而，迫切需要科學研判產生“消極腐敗的危險”的主要原因，通過改革，才能真正做到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如果說，把參加《東方紅》排練和游行的感受寫成一篇文章，題為《上了生動的一課 毛澤東思想的頌歌——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發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展示的是16歲就考入清華大學的胡錦濤同志的精神追求；如果說，2002年12月，十六大閉幕才半個月，剛當選的胡錦濤總書記就率領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冒著漫天飛雪前往西柏坡重溫“兩個務必”，展示的是中國共產黨核心成員面向21世紀“趕考精神”的再出發；那么，今年的“七一”講話，展示的則是胡錦濤同志擔任九年總書記居安思危的高度政治責任感。

從這個意義上講，“四大危險”才“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因為，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制度反腐為何難以破局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年的歷程中，無論區域性執掌政權，還是執掌全國政權，反腐敗不僅是黨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重要舉措，而且是黨長期執政的重要政治任務！這九十年間，先后經歷過戰爭反腐（主要以血與火的戰爭為載體）、運動反腐（主要以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運動為載體）、權力反腐（主要以領導者的認識、決心、關注度和手中的權力為載體）。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于舊的載體——戰爭已經遠去，群眾運動不再采用；而新載體——制度，卻因改革滯后而未能成為有效載體。因此，從反腐蝕到反腐敗斗爭，“形勢仍然嚴峻”、“任務仍然繁重”已成為歷次中紀委全會報告以及向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的慣用詞組。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經濟建設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國內外的一致認可。與此同時，卷進腐敗的金額之巨、人員之多，職權之重，級別之高，以及占據的時間之長、空間之大的歷史之最紀錄，也不斷地被刷新。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么多年來，盡管地方各級“一把手”越來越成為腐敗的高危崗位，盡管地方各級“一把手”中越來越頻發的嚴重腐敗案件，但是，很少是由同級紀檢監察機關檢舉揭發出來的！于是，30年來反腐敗形勢的總體結論和評價還是四個字：仍然嚴峻！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反腐敗戰略的頂層設計，無法實現宏觀層面的體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觀層面的機制突破，以便通過巡視、派駐使同體監督有所改觀。中觀層面不便深入，就不斷把工作向微觀操作層面鋪開。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紀委，工作細微到上馬路檢查亂收費，下礦井察看礦難事故，到基層監察效能情況……紀委查辦的案件越來越多，教育的面越來越寬，糾風的事越來越細，也越來越疲于奔命。而監督的缺位、虛位和不到位改進不大。于是，8小時內的監督明顯受阻，有的就轉向抓8小時外的監督；對官員本人難以監督，有的就轉向監督其配偶、子女、秘書；查處窩案、串案容易影響穩定，有的就搞定點清除、量體裁衣，而不再深入查處順藤摸瓜……

在目標鎖定存在不合理的情況下，這種靠投入更多財力物力人力的高成本反腐方式，難以持續發展。反腐敗不能再采用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了。不能只用加法，必須加減乘除并用。

為此，要跳出反腐困境，最需要的是反腐戰略思維的創新，是反腐體制的創新，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的黨內權力結構，實現黨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協調，黨內民主就能有存在的空間，黨內民主就能有發展的時間，黨內民主就能真正成為黨的生命。健全的黨內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動人民民主的發展，民主也就能真正由黨的生命成為社會主義的生命。

（作者為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

■（責編/王慧　美編/李祥峰）

延伸閱讀

近年反腐敗成果：數據中的隱憂

2003年，中紀委第一次公開報道了13名省部級腐敗高官落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級腐敗高官被處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敗高官人均受賄貪污金額419萬元；2010年，11名腐敗高官人均受賄貪污金額983萬元，是前者的2.35倍。說明腐敗高官的犯罪金額的增幅，遠高于并快于經濟的增長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處死緩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處死緩7人，占63.6%。說明死刑已經難以震懾腐敗高官。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說明一把手越來越成為名副其實的高危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說明在政治生態較好的京城，權重較輕的部委，腐敗的易發多發也在滋長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