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先生本來是一個文學青年，寫過小說、中篇及報告文學等上百篇。隨著性子，馬未都先生又搞起了收藏，并一發而不可收拾：1996年，開辦了中國第一家私立博物館——“觀復博物館”；陸續出版收藏專著十余部，像《馬未都說收藏》等。但是，在與馬未都先生的談話中，我發現他總是在用歷史說今天，講政治。馬未都先生從另一個研究路徑來解讀歷史中的政治現象，對我們也是一個觀點交集、路徑打通的機會。
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制
孫勁松：馬先生，您好！大家都知道，您是收藏專家，對史學很有研究，但最近發現您很關心政治，您的博客經常會出現政治類題材，像“拉登”、“干部制度”，等等。您準備研究政治問題了嗎？
馬未都：我小時候酷愛政治，但后來沒有機會喜歡，就喜歡了歷史。我在研究中發現，其實歷史有許多政治啟示。我收藏的經驗，就是用證據說話。了解歷史有兩種途徑，一個是文獻，一個是證據。如果根據證據，你看清了這個事物背后的政治因素，那么，這個時代的藝術特征你就了解了。但是，政治因素是文化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所有的事物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
比如，中央集權制就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自然生長起來的社會制度。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要與其后面的文化背景相吻合，與文化沖突的制度，很難前行。
孫勁松：馬先生，在中國傳統文化下運行的中央集權制，在今天會不會與現代相悖？
馬未都：任何社會制度都有本民族文化的基因和特點，任何社會制度都有各自的優劣。我不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無懈可擊的，我也不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一無是處的。中國有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因此，我們具有強大的文化認可，所以，我們的社會制度一定要在文化下運行。
中國疆土遼闊，民族冗雜，文化深厚，實行中央集權制有其必然性。但中央集權制并不等于它是一個封閉的制度，并不等于它吸納不了優秀思想。中國的科舉制和諫官制就是兩個很好的制度。中國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優良的制度，地方向中央輸送人才，而不論背景、出身，只要考過就是國家的人才。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干部，科舉制保證了治理國家的人才培養和人才自下而上的良性而有序流動。
中國的諫官制度，唐以前就有，但在唐朝發揚光大。諫官制保證了唐尤其唐前期迅速進入輝煌。諫官制意味著，作為一個官員，卻沒有職位和權力，只有一個職責就是給皇帝，即給國家提意見。魏征作為唐初最重要的諫官提過200多條建議，個個擲地有聲，其中 90多條寫入資治通鑒。魏征去世時，唐太宗說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當時他痛心疾首地說，朕今失一鏡。
中國的中央集權行政制度確立于隋朝。隋朝在秦漢的基礎上，制定了三部六省的行政管理權力的運行機制，保證了皇帝政令的暢通，這是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后來，中央集權制又融進了科舉制和諫官制的治國策略。
孫勁松：如果說，中央集權制在歷史上對中國封建制度的鞏固起了重大作用的話，那么，它在今天還有哪些作用？
馬未都：中國歷史表明，中央集權制的一個好處是避免內戰。中國歷史上，凡是中央集權有力的，就是國泰民安，凡是朝廷羸弱，必是內亂不斷。宋以后就不再打內戰。宋、遼、金、元、明、清的朝代更替可視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不是內戰。近代以來，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在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廢除。結果是，從1912年到1925年孫中山去世的13年間，其間有14省宣布獨立，根據統計，大小戰爭約有4百多場。除此之外，13年期間，中國共有15人17人次坐上國家最高職位，像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徐世昌等全是軍閥，最短的是周自奇，只有9天。軍閥混戰，百姓遭殃。這都是因為中央集權的丟失。幸虧出了個蔣介石，兼并了軍閥，后來又幸虧出了毛澤東打倒蔣介石，讓中國 38年戰亂之后重歸中央集權。新中國成立已 62年，我們沒打過一次內戰，這是我們的幸福。中國的歷史證明，只要丟了中央集權，立刻就進入紛爭的內戰狀態。中國歷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循環，就是中央集權制的強弱周期。
毋庸置疑，中央集權制也存在問題。比如，由集權導致的言路閉塞、決策失誤和貪污腐敗。任何社會制度都有優劣，不存在那種一無是處的壞制度和完美無瑕的好制度。我們應該把中央集權制度的優點用到最大，把缺點規避到最小。任何社會制度都是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
今天的成績和問題
孫勁松：您多次強調，今天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其實，您的這個觀點就其實質來說，就是盛世的觀點。關于盛世的說法，前些年國內爭論很大。多數人認為，目前，國內貧富差距較大，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也很多，特別是腐敗等問題，引起老百姓的強烈不滿。因此，不宜提盛世，更何況目前的中國也根本不是盛世。您根據什么堅持盛世的觀點呢？
馬未都：因為今天的我們遠離了貧窮，至少是大多數人遠離了貧窮。今天的我們吃穿不愁，而我們的上一輩以前從未像今天一樣隨心所欲地吃過、穿過、玩過。13億多的中國人是歷史上人口數量最多的時候，也是豐衣足食人口最多的時候，這是中國盛世非常重要的數據指標。
中國封建社會有無數次盛世，但因盛世的標準不同而多有歧義，中國歷史上最沒有爭議的盛世有 4個，即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比如說乾隆時期，中國整體是閉關鎖國的，但為什么還這么富足，就是因為中國人自己積累財富的能力很強的。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這5年乾隆下令全國免錢糧稅，平均 12年一次。美國是第一強國，但200年來從沒免過稅。歷史上沒人能這么做。這就是還富于民。老百姓富裕起來，就是盛世最重要的標準。因此，我們這個國家怎么能讓老百姓富裕起來，絕對是對執政黨能力的考驗。不是我們把路修多寬，國家就富了，而是一定要讓百姓衣食無憂。
我認為，社會要有等級，但更要有社會層級的上下流動。社會沒等級就不會有進步，要讓每個人懂得什么叫進步，什么是生活目標，也知道通過什么途徑和方法能進步。
孫勁松：您怎么解釋今天我們有這么多和這么嚴重的問題呢？
馬未都：當然，盛世不等于沒問題，有問題不等于不是盛世。問題什么時候都會有，問題能否解決，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大考。比如，中國的醫療保障和住房問題能否得到解決，就是對執政黨的重大考驗。我常說盛世是一天一天積累起來的，亂世是一天到來的，一旦爆發就沒有回轉之勢。在盛世的時候，要居安思危，如果沒有警覺，或對盛世來臨沒有準備，不知該怎么辦，就容易錯失機會。
這是我的觀點，孫教授您有不同意見，或其他人有不同意見，都是正常的，我們可以爭論，我也歡迎爭論。但您要允許我說話，不要給我扣大帽子。
無形大于有形，文化大于科技
孫勁松：馬先生，您講的文化大于科技，是不是容易讓人產生歧義？文化和科技相沖突嗎？
馬未都：不沖突，但有不同。比如，蘋果電腦，體積不大，但容納了多少高科技呀！過去說，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現在任何人不出門，只要有蘋果手機，都能知天下事，蘋果電腦是“一指知天下”。但這么一個高科技，賣 5000多元錢。可是一個LV皮包，有什么高科技？沒有，可是它就值1萬，甚至幾萬。它的成本能有多少呢？它有形的皮革并不貴，但它貴在哪了？貴在無形資產，貴在文化品牌。所以，我說過，當今社會呈現兩個極大特征，即無形大于有形、文化大于科技。這個無形包含了文化和精神，這個文化包含了歷史的積淀，所以，無形的文化才是我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東西，才是我們民族的標志。
我老說，文明求同，文化求異。可惜的是，人類的文明史一直在不文明中行進，武力相對，殺戮生命，這是善良的人們最不愿看到的。可怕的是，今天的文化也趨同，比如好萊塢大片，逼得歐洲電影幾乎無法生存。根據物種學的理論，自然界是萬物生長，如果萬物趨同為一物時，那就離死亡不遠了。所以文化趨同是非常可怕的。
孫勁松：馬先生，我感覺，您一直在強調文化的力量，或者說是文化的作用。其實，從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都是向西方學習，無論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您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能相容嗎？
馬未都：不是能不能相容的問題，而是必須相容，一定相容。文化是民族歷史和精神的積淀，是基因，沒有中國文化之根的現代化是西方的現代化。因為，科學技術是沒有國界，不分民族的，但是，文化有。所以，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我老說，如果有一天中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一定是文化，而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