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政治組織，政黨自誕生之日起，便隨著生存環境和自身目標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著變化。早期出現于歐美的政黨，政黨成員多是社會精英，黨員人數較少，被稱為“精英黨”；隨著產業革命的大規模發展和選舉權的不斷擴大，19世紀60年代以來，以擁有眾多成員為標志的大眾政黨逐漸萌生于歐洲各國；到了20世紀90年代，愛爾蘭學者梅爾和美國學者卡茨則以“卡特爾政黨”來反映政黨逐漸遠離社會而融入國家，甚至成為“準”國家機構的新趨向。科技的進步，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變化，都對政黨的存續與發展提出了挑戰，而政黨的適應性對西方老牌政黨和中國共產黨一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效能型適應&回應型適應

現代政黨的緣起，就在于社會的階級沖突，不同的政黨作為不同階級的代表在政治舞臺上進行活動。有關社會結構與政黨結盟的文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用以考察和檢驗政黨是否并在何種條件下向特定的社會集團尋求支持，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贏得這種支持。在1997年出版的《中國和臺灣的民主化：列寧主義政黨的適應性》一書中，布魯斯·迪克森對政黨適應性問題展開了專門研討。迪克森將適應性界定為一種政治體系的創設，即對社會不同領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應性的政治系統的創建，是政黨在不犧牲既有政權體制前提下，謀求生存發展的一種改革途徑。

迪克森區分了兩種類型的適應性，即效能型適應（efficient adaptation）和回應型適應（responsive adaptation）。效能型適應源于政黨目標的轉變，新的政策行將出臺，由此推行組織機構改革，促使意識形態、政策與新的組織形式相吻合。這種適應性可以看做政黨在與外部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復雜互動中采取的現實主義的功能性調整，其最終目的在于提高政黨執政的效能。回應型適應是政黨應對來自國內和國外環境壓力時，所做的更為深層次的適應。此類適應性要求遠不止于人事和政策調整，而是要求政黨精英群體接受的政策不僅僅反映其自身的偏好，更重要的是遵循社會的需求。這種適應性可以看做政黨在與外部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復雜互動中的結構性適應。

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變革

當今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一方面，在國內面臨著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遷，利益訴求的多樣化，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擴大，大眾政治意識的普遍覺醒都使得黨已經不可能再僅僅依靠傳統的意識形態動員和嚴格的控制方式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管理；另一方面，全球化過程中充滿動蕩和風險的外部世界，對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和黨的執政地位提出了嚴峻的考驗。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結構和充滿挑戰的外部環境，黨從入黨資格、黨員構成、制度化建設以及執政能力建設等方面，不斷提高了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的適應性。

調整入黨資格，完善黨員構成。政黨與社會的關系體現在黨如何動員和整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這是黨執政的社會基礎。黨員的吸納標準和黨員構成的變化，生動體現了改革開放后新的社會結構，是黨在社會變遷中對利益群體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樣化的一種政治承認。在入黨資格的規定上，我們黨逐漸從一個吸納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特定階級或階層加入的政黨，轉變為今天在改革開放條件下，更具廣泛性的、積極吸納承認黨綱即政策主張的社會主義建設優秀分子加入的政黨。最能體現這一轉變的，是中國共產黨對待私營企業主等新興社會階層要求入黨的態度轉變。對新興社會階層的吸納，體現了黨對中國社會結構出現歷史性變化的深刻思考和權衡，有助于提高黨在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黨員構成看，據2010年6月28日中央組織部發布的數據顯示，黨員的整體結構向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方向發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黨的階級基礎得到進一步鞏固，黨的社會影響力有了新的提高。

重視制度化建設。這種制度化的努力首先體現為組織體系的開放性。作為迥異于西方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執政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使命是致力于成為新時代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帶領人民群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吸納并歡迎各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加入黨的隊伍，進一步改善了黨員隊伍結構，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增強了黨的執政能力。在組織管理方式上，廢除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終身任職制、促進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平衡、強化黨內紀律監督機制等，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推進自身制度化的努力。依法治黨正在成為黨規范自身運行的基本原則。

關注民生，維護社會穩定。今天，社會成員的流動狀況比以往任何時代要復雜得多，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了處于社會底層群體“相對剝奪感”的增強。2011年2月27日，溫家寶總理與網民互動交流時表示，今后五年，黨和政府將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將“民生”作為政府未來政策的主軸，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順應民意、維護社會穩定的堅強決心。

注重文化建設，回應外部挑戰。處于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在面臨國內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的同時，也承受著外部力量對社會結構的沖擊。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表現為在迎接和吸納外來文化的同時，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內核，同時毫不動搖地堅持自己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把文化建設作為國家的“軟實力”建設提上日程，努力彰顯出中國文化的凝聚力。正如法國學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情感地緣政治學》中指出的，中國代表著力量上升和“希望”的文化。而這無疑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

社會變遷和政黨自身的變化合乎邏輯地表明，任何一個政黨，要想經歷時代變遷而生存，就必須不斷增強組織的適應性，有效地回應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各種挑戰。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組織或程序經受的環境挑戰越多，壽命越長，其適應性就越強。一個已經適應環境變化、主要職能經歷過一次或多次變更仍能繼續存在的組織，同未經歷過上述種種變化的組織相比，適應性也就越強。而政治安定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一個能吸收同化因現代化而產生的新社會勢力的政黨體系。顯然，中國共產黨通過擴大黨員基礎、整合合法性資源、努力提高自身的制度化水平等多方面的努力，已經對所處的外部環境作出了積極的應變，并在此過程中提高了自身作為政黨組織的適應性。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