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再次強調“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并對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投資體制和資源環境等領域改革，以及研究推進在一些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改革試點等做出了部署。在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再次重申了“我們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這都意味著進入“十二五”規劃期后，我國改革開放也將進入一個新的攻堅決戰期或關鍵期。它考驗著我們的膽識與智慧。
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既是當下中國再創輝煌、奮發有為的必然抉擇，也是執政黨做出的莊嚴承諾和新的動員令。按照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部署，中國將進入一個加強社會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加強社會建設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會運行體制，消除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體制機制障礙，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符合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現代性”社會。這就更為緊迫地要求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而在“十二五”期間，則必須“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加快社會事業體制改革”。
一要著力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鑒于中國的漸進改革已持續30多年，務求適當提速、加快推進，才能“對沖”已經不無顯現的“改革綜合癥”、“改革疲勞癥”。而執政黨憑借既有的強大政治優勢，“不信東風喚不回”，完全有可能在全社會進一步調動或激發起促進改革的積極性，整合好深化改革、推進改革的有生力量，以擺脫普遍既得利益化的深度蔓延。這就意味著在新形勢下必須著力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在繼續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實踐的同時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動。
在加強“頂層設計”中，應特別注意加強對現階段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階層及階層關系，在任何社會尤其是在改革開放時代，總是處在動態變化之中。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利益取向，決定了不同階層的組織形態及行為方式。當基本生活水平獲得較大改善，并且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已非遙不可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都會相應發生變化，對于改革開放的態度或者投身于深化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參與力度、強度不可能都一如先前。富足，哪怕仍是較低水平的富足，倘若不能適時或適當引導，也難免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負面拖累或消極因素。相對于其他階層，每年畢業的幾百萬大學生以及上億之眾的“新生代農民工”很可能是當前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變量。“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幾乎別無選擇地躋身于波瀾壯闊的城鎮化建設，對公共服務尤有“內需”。他們迫切要求享受到跟城里同代人同樣的尊嚴、同樣的公共醫療、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供給”，不甘于強吞“以人為本”被狹隘為以“城里人”為本的苦果……這就直接對現有的戶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體制、社會保障體系等提出了挑戰，倘若改革不能跟進，最終使他們淪為“農村不愿回，城鎮又不留”的游走一族，就很難說不會演變成我國現實社會的重大不幸。
在加強“頂層設計”中，還應特別注意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凡中央研究確定的改革路線、實施方案等，必須明確要求加強統一領導，堅決貫徹執行，“忠于令典，善事上下”，不打任何折扣，有的還應限期完成。比如國企改革，早在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及隨后不久召開的黨的十五大，均已確定了非常完備、成熟的方針政策，但近年來卻出現了一些背離態勢。為了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提高國有資本的效率，國有資本必須具備流動性，即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大的原則是國有經濟應該發揮其他所有制經濟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其他所有制經濟可以替代的領域，則主要應做好“學會退出”這門功課，以便將彌足珍貴的國有資本集中到國家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內著意控制的“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中去。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秩序，應當進一步重申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十五大以來中央關于國企改革和國資監管的重大方針政策，嚴明統一領導，嚴明組織紀律，強調嚴肅性、連續性以及執行力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并明確要求各級政府盡快推動并基本完成國企改革，為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作出示范。這也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在現階段應盡的重要社會責任，條件成熟的還必須限期履責盡職。
二要著力培育資本文明（財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場經濟文化。長期的計劃經濟影響，使我們對資本、資本文明（財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文化一直非常陌生，甚至非常排斥。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才能逐漸將其奉為“人間正道”。
應當理直氣壯地在全社會肯定資本文明（財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場經濟文化。因為所謂資本文明（財富文明、公司文明），是我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后取得的寶貴成果，而決不是所謂“原罪”狀態的異化物。稱之為“文明”，一方面揭示了資本（財富、公司）的客觀價值，任何仇視和貶詆都是不恰當的；另一方面也內在地要求資本（財富、公司）的所有者必須懂得怎樣恰當地使用好資本（財富、公司）的力量，為人類福祉和社會進步盡其所能。而在這兩方面，目前至少都是不盡充分、不盡穩定、不盡完善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一系列改革尚未真正到位。
可喜的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中國正在形成獨特的文化框架和氣象（景象），一整套專門語匯應運而生，且越來越體系化、系統化，比如治理結構、管理模式、誠信、守法、義利兼顧（以義為先）、資本市場、創業板、企業公民、PE、IPO、CEO、CFO、風險管控等等。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發展中的大國，廣泛踐行或構建市場經濟文化，是當今世界的最大利好之一。但是，應當看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文化尚處在初建階段，還有其脆弱的一面。它同樣也必須依托于深化改革、推進改革，以徹底改變官本位、仇富心理、計劃經濟的陳舊思維以及種種變相做法，方能培本固基，加快其建設步伐。
三要著力提高專業化、職業化水平。3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成就了數量眾多的創業、創富、創牌群體，形成了一定的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但總體而言還不夠專業、不夠職業。這一方面為成長的“自然規律”所決定，不可拔苗助長；另一方面也與外部環境制約有關。
比如民營企業，其中相當多數在專業化方面尚處于混沌摸索階段，表現為主營業務普遍多元化，研發投入有限，產品和服務優化升級的精準性和精細化不足，造成產業和行業沉淀不深，可持續發展前景并非明朗。所以，像華為集團這樣專業化水平在世界范圍內也堪稱領先的企業至今仍是鳳毛麟角。而國美電器，相較于業內同行似乎夠專業，但黃光裕在職業化方向上為何踉蹌亂步？為什么很多民企老板職業化色彩不那么鮮明、強烈、堅定？整個企業界、經濟界重視了職業經理人，是否也應同樣重視或者更加重視“職業企業家”或者職業化的企業家隊伍建設？值得深思！現實的政企關系、資源配置方式、增長模式、業績考核導向或評價標準等等，對提升各行各業的專業化、職業化水平并非都是正向的、正面的。大前研一著有《專業主義》一書，稱專業“是你的唯一生存之道”。所謂專業、職業，其實就是安分守己，就是心無旁騖，就是要像瑞士的鐘表匠那樣樂于一輩子撥弄那幾個零部件，由此才能走向精湛、深刻。而這都需要通過改革創造出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才能塑造出來——更準確地說，是“逼迫”出來、“約束”出來。但是，人們現在常見一些官員不像官員、學者不像學者、企業家不像企業家……其專業或職業邊界十分模糊，不僅影響社會必要分工，而且形成貪欲競逐，崇尚淺表，以致學歷造假等習以為常，使社會風尚遭遇敗壞，這是非常糟糕的。亨利閥福特在其自傳《向前進》中總結福特汽車公司成功秘訣時，多次提到關鍵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能將全部時間和精力用到業務投入中去。中國的各界人士（不只是民營企業）現在能做到嗎？倘若不能，那么，是否該叩問一下“為什么”？
橫向的學習與借鑒永遠是必要的，專業與專業之間、職業與職業之間也未必不可跨越、有所兼備，但這都不能成為貪得無厭的代名詞，不能成為沖淡“本職工作”和突出主業（主營業務）而向專業化、職業化精深鉆研的堂皇借口。當我們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社會環境完善或優化到足以使“陌生的成本”減低，足以使全體公眾都心悅誠服地認可和接受這樣一個競爭法則——確實唯有勤勞致富、誠信和守法致富、知識和智慧致富，或者足以使民營企業乃至各行各業都不必、不敢、不能在權錢交易等方面煞費苦心，那么，其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一定會有長足進步乃至飛躍。到那時，我國才會真正成為一個知識產權強國或者創新型國家，才會真正實現偉大復興而不是低水平的復興。而這只有堅持深化改革、推進改革，在知識產權保護、公民知情權保護（信息公開透明）等方面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性障礙，方可預期。（作者系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