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央行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樣的上調頻率和力度，在我國乃至世界金融發展史上都十分罕見。人們會問，什么是存款準備金率？我國近期為何如此頻繁地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及我們的生產生活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深入發展的今天，這些問題已成為我們每一個公民需要學習和了解的基本知識了，因為它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存款準備金及存款準備金率

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而準備的資金。金融機構按規定向中央銀行繳納的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備金率。

存款準備金分為“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兩部分，按規定比率交存央行的存款為“法定存款準備金”存款，而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超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的部分為“超額準備金”存款。

在存款準備金制度下，金融機構不能將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發放貸款，必須保留一定的資金即存款準備金，以備客戶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準備金制度有利于保證金融機構對客戶的正常支付。

現代社會中隨著金融制度的發展，存款準備金逐步演變為中央銀行調控宏觀經濟的三大貨幣政策措施之一。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供應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并最終達到影響宏觀經濟的目的。其作用機制可以描述為：擴大（減少）貨幣供應量→下調（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增加（減少）→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和全社會投資規模擴大（縮小）→貨幣供給乘數擴大（減少）→市場貨幣供應量增加（減少）→市場利率降低（提高）→投資、消費支出增加（減少）→促進（抑制）經濟增長。

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是在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后建立起來的。當年，央行按存款種類規定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企業存款20%，農村存款25%，儲蓄存款40%。由于存款準備金率規定得過高，使當時專業銀行的資金嚴重不足，因而從1985年開始，央行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統一調整為10%。

2008年9月，為了支持中小型金融機構平穩度過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央行按金融機構大小規定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中小型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降100個基點，降為16.5%，大型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維持在17.5%不變。2008年第四季度，央行又分別三次下調了大型金融機構和中小型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隨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央銀行自2010年1月份始連續11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其中2011年上調頻率達到每月一次。

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經濟影響

1.對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的影響。央行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意在收回流動性，消除物價上漲的貨幣因素，控制通貨膨脹。最近一次調整以后，一次性凍結的銀行資金，就達到了3700多億元。并且隨著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次數增長，收回流動性的累計效應也將逐漸顯現。

2011年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國的經濟形勢樂觀。許多重大項目的開工，以及國家對新興產業加大投資，保障房建設規模擴大等利好消息，將刺激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今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完成3.9萬億元，同比增長25.0%，增速仍在較高水平；短期貸款增速一直維持在高位，第一季度增加了 7253億元，4月份則為2043億元，企業流動資金需求旺盛。這些數字都反映出了企業對信貸的渴望。

在此大背景下，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充分顯示了政府抑制通貨膨脹的決心，同時也向商業銀行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即國家希望商業銀行在信貸需求旺盛的情況下，注意控制信貸規模，并且結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將信貸結構的調整與國家的產業調整和升級結合起來。

2.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方面，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將導致商業銀行信貸空間縮小，使業績增長將變得困難。

我國的商業銀行業都以傳統業務利息收入為主，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意味著銀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這將直接導致用于發放貸款的資金減少。由于商業銀行具有創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業銀行實際減少的可以用來創造利潤的資金，將比增加的準備金數額成倍放大。

同時，存款準備金率調高使各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減少，可放貸資金隨之減少，這造成銀行業拆借市場緊張，出現個別銀行“頭寸”為負、不能支付的現象。目前銀行間拆借利率最高達到9%，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拆借利率，銀行間融資成本升高。

另一方面，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有利于商業銀行提高資金管理水平，優化資產結構。

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后，商業銀行一方面需要向央行上繳更多的存款準備金，同時為了彌補信貸缺口又必須向央行再貸款或回購央行票據，增加了利息支出，因此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客觀上要求商業銀行更加靈活地使用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商業銀行資金管理水平的上升。

同時，由于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商業銀行信貸能力隨之下降，迫使商業銀行更加審慎地發放貸款，一些資本耗用高、經濟增加值低、風險系數高的貸款首先成為緊縮對象，不僅得不到貸款，還要被收回。這在資金上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

3.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借貸是我國中小企業最主要的融資渠道。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使得商業銀行信貸能力下降，從而更加審慎地發放貸款，甚至“惜貸”，這將導致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度進一步加大。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部分企業資金鏈緊張，面臨虧損甚至倒閉的危險。隨著人民幣匯率的升高和用工等各項成本的上升，部分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下降，據工信部的一項調查顯示，2011年前兩個月，規模以上中小企業虧損面達15.8%，同期增長0.3%，虧損額度增長率高達22.3%；規模以下的小企業虧損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在企業利潤下降的情況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讓部分企業出現資金鏈緊張，以致出現虧損甚至倒閉的危險。

二是加大企業貸款難度，增長企業貸款成本。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會抑制商業銀行的貸款投放。即使在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銀行信貸也很少惠及中小企業，在目前信貸收緊的大背景下，中小企業往往是最先被考慮收緊的對象。同時，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也會導致部分貸款利率上調，增長企業已有貸款的成本。

三是增加企業資金利用成本。據溫州市金融辦對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一季度末企業運營資金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民間借貸三者的比例為 56:28:16，銀行貸款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個百分點，民間借貸占比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個百分點。在央行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基礎上，民間借貸利率水漲船高。

4.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在密集的樓市調控政策接連出臺背景下，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無疑會對房地產市場造成較大的資金壓力。

一是加大了樓市調控執行力度。貨幣政策是影響樓市調控的關鍵因素，相比前兩輪調控，第三輪調控執行力度更大。除了各地出臺的限購令以外，貨幣當局通過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縮減利率優惠幅度等進行信貸調控，使得各商業銀行抑制了對房地產企業的房貸力度，使本輪的樓市調控政策執行得更加有力。

二是會繼續抑制銀行針對房地產的貸款。央行的信貸收縮政策造成沖擊最大的當屬房地產行業。長期以來我國房地產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就是銀行貸款，時隔一個月央行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也是央行對商業銀行的一種警示，希望商業銀行抑制房貸沖動、控制放貸規模。

三是增加了開發商資金利用成本。據截至4月1日的74家A股上市地產公司年報顯示，其中合計現金流凈值為-701.67億元，去年這74家公司的現金流凈值為 357.56億元，同比減少了296.24%；其中資產負債表中的存貨合計為7237.29億元，去年這些公司的存貨是5110.19億元，同比增加41.62%。現金流銳減，而存貨明顯上漲，這證明了最近開發商的資金壓力逐漸加大。

四是增加了購房貸款難度和還貸壓力。在當前樓市調控政策的影響逐漸清晰的大背景下，在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后，銀行將進一步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貸款，同時已經有部分城市出現銀行暫停購房貸款或者是暫停部分購房貸款的情況，這一情況還有蔓延趨勢，購房者從銀行貸款越來越難。同時，對于購房者來說，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不僅意味著獲得購房貸款的難度加大，而且成本也大幅提高。

5.對個人理財的影響。理論和實踐表明，當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時，居民理財意識開始增強。目前中國人均收入已經達到4000美元，加之CPI居高不下，存款持續負利率，為實現資產的增值保值，居民有進行理財的需求和意愿。央行的貨幣政策事關千家萬戶，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手中的資金的保值增值。其對個人理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股市的影響。上調準備金率會對市場造成短期沖擊，增加了上攻的難度，給股票市場帶來負面影響。中國的股市不僅受國內資本市場影響，還深受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跨境流動更為快速和便捷。2010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的走勢與國際資本流入的走勢基本一致。短期而言，中國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回收市場上的流動性，會從一定程度上抑制股市的上揚。由于歐洲債務重組、美國復蘇乏力、日本地震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保持強勁的勢頭，吸引了大量的熱錢，尤以中國最甚。因此，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有利于減少人民幣升值壓力，有利于減少熱錢的大量流入，因此也會從一定程度上影響股市的上漲。

二是對理財產品的影響。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率上升至 21%，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上升至17.5%，導致當前很多銀行資金面非常緊張，流動性管理遇到極大的挑戰。在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個人存款減少的情況下，各家金融機構紛紛通過創新理財產品來吸引投資者購買，以減少資金面緊張的情況。

6.對穩定國際經濟的影響。金融危機以來，在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下，美元走弱趨勢依然存在。尤其是自 5月份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較大。我們選擇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不是加息的貨幣政策，既能夠更好地應對熱錢的流入，也能為人民幣升值減壓。這必將對穩定國際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