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茍壩會議的歷史背景及主要概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根據遵義會議決定,還有三個任務尚待解決:一是常委分工。遵義會議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的負責人,但是由于張聞天本人再三推辭,會議對這個問題沒有作出決定。二是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在遵義會議上,只是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是調整黨中央軍事領導。遵義會議取消了黨中央領導軍事的最高核心三人團,但沒有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是流動中的紅軍最緊迫的中心問題。

由于國民黨軍隊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壓來,中央紅軍不得不在轉移、求生存的行軍途中再舉行會議來完成這些任務。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處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莊舉行常委會議(黨史界統稱為扎西會議),討論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博古在這里交權,張聞天接替博古負黨中央總的責任。

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發電給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這個建議,涉及全軍行動,圍繞著是否進攻打鼓新場這一問題,黨中央、中革軍委在茍壩——遵義縣第十二下區(今楓香鎮)平安鄉(今平正仡佬族鄉)茍壩村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遵義戰役后,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紅軍仍處在國民黨軍大小包圍圈之中。毛澤東是這樣分析的:3月5日,蔣介石已經下令各路追剿部隊向遵義、鴨溪地域壓來,紅軍再一次陷入了敵軍四面圍擊之中。如果紅軍硬要去攻打打鼓新場這一堡壘,突出敵軍新的包圍合擊圈就更難。從打鼓新場西南面看,滇軍從黔西到打鼓新場只需一天行程；從西北面看,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三個師只要大半天急行軍就可趕到打鼓新場側擊紅軍后背；從東面看,國民黨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只需大半天行程就可以趕到打鼓新場攻擊紅軍左側背；從東北面看,川軍三個旅和國民黨軍上官云相部兩天行程就可以趕到打鼓新場投入“聚殲”紅軍的戰斗。雖然打鼓新場只駐有黔軍一個師六個團,戰斗力也不強,但是,打鼓新場筑有城墻,修有碉堡,黔軍完全可以堅守待援。如短時間內不能解決戰斗,紅軍必然被打鼓新場之敵死死拖住,待援軍圍殲,導致全軍覆沒。

如此嚴峻局勢中央是清楚的,針對蔣介石這一新部署,中革軍委3月4日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以統一指揮紅軍粉碎敵人新的進攻。然而,在遵義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和“再打大勝仗,赤化全貴州”、“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等口號鼓舞下,全軍上下只想著打大勝仗,以至在茍壩會議上出現了大家一致要打駐守在打鼓新場的黔軍,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說不能打的局面。

張聞天鑒于以前的負責人專斷不好,看大家爭論激烈便來了個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結果20多個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場,并將毛澤東剛當了7天的前敵政治委員的職務表決掉了。

毛澤東被免職后,仍憂慮著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思考著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他首先說服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人周恩來,同周恩來一起說服朱德,繼而在次日的會議上說服參加會議的20余人。中央會議重新作出決定,放棄進攻打鼓新場計劃。這一重大決定,避免了黨和紅軍遭到全軍覆沒的危險。

茍壩會議也暴露出“原有二十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決定軍事行動”這種領導方法的弊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3月12日的會議上,討論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即新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負責指揮軍事。至此,茍壩會議由討論紅軍軍事行動轉為討論決定成立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遵義會議后黨中央軍事領導的組織整頓任務便大體完成。

二、茍壩會議的歷史地位及主要特點

茍壩會議事實上已成為中央政治局繼遵義會議后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歷史地位和主要特點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具有重要性。茍壩會議的重要性突出表現在兩點:其一,會議最初議題是討論軍事行動,在爭論紅軍是否進攻打鼓新場這一生死存亡關頭,毛澤東再次力挽狂瀾,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其二,隨著會議進展,引出討論成立三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領導軍事”這一重要領導機構的新議題,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因此,茍壩會議在黨史軍史上應該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是具有連續性。遵義會議是經過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在會議上作出了四條決定:一是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把毛澤東選為常委,在后來的扎西會議上完成了常委分工。從茍壩會議的內容和結果來看,可以說,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至此遵義會議后的組織整頓工作便大體完成。

三是具有求實性。真理有時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當大多數人都主張進攻打鼓新場時,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審時度勢,把握全局,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在被表決掉前敵政治委員后,仍然為黨和紅軍的前途著想,繼續做說服工作,少數人的真理終于說服了多數人的激情。第二天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場計劃,第三天從實際出發,成立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

四是具有標志性。其主要標志是: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全權指揮軍事,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也標志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核心的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陳云等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三、茍壩會議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啟示

茍壩會議由最初討論軍事行動演變為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黨的民主集中制以諸多啟示:

啟示一:既要堅持廣泛民主,也要實行正確集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為了保證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思想和行動上的統一；沒有力量在一點上的集中,就沒有斗爭的武器。胡錦濤強調:“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堅持正確集中,是凝聚全黨智慧、進行正確決策的必然要求”。黨章也明確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遵義會議之后,中央政治局幾乎天天都在舉行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和其他各根據地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考慮到以前的負責人專斷不好,因此,每次開會討論軍事行動,都由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事實證明,在戰場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的戰爭環境中,每一次軍事行動都經20多人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是非常被動的,既容易貽誤戰機,又不易統一意見,甚至正確的意見還有可能被反對的意見壓倒。因此,這種會議形式的弊端暴露出來后,中央果斷成立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代表政治局全權負責指揮軍事。茍壩會議再次說明,民主對集中具有基礎性作用,而集中對民主具有指導性作用,在黨內,不能只有充分的民主,沒有正確的集中。

啟示二:既要敢于堅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錯誤。堅持真理需要膽識和氣魄,修正錯誤也需要胸襟和情操。堅持真理是認識論的原則,服從多數是組織原則。一般來說,服從多數與堅持真理是一致的,但是,并非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多數人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茍壩會議上,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在被表決掉前敵政治委員后,仍然顧全大局,心系紅軍,胸懷天下,不懼人前冷語,不怕丟掉官帽,始終堅持真理。當與會紅軍指揮員意識到自己的失誤、發現到自己的錯誤后,帶頭自我批評,及時糾正錯誤,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崇尚真理、尊重事實的高尚情懷和高風亮節。事實證明,只要耐心細致地擺事實、講道理,充分說明理由,講清是非利害,是能夠說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改變看法和態度的,在這方面,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作出了典范。

啟示三:既要注重會議決定,也要搞好個別醞釀。“會議決定”重大問題的前提是必須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個別醞釀”是民主討論的基礎,是為“會議決定”做好準備的過程。在個別醞釀的基礎上開展充分的民主討論,有利于黨委成員相互啟發,取長補短,克服個人思想認識的局限性；有利于統一思想、達成共識,為正確集中、順利形成決議創造條件。當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否定后,他首先與黨內委托的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周恩來進行個別醞釀,坦誠交流,講清局勢,形成共識,統一思想。說服周恩來后,兩人又一起說服了前敵司令員朱德和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第二天,當他們闡明正確主張后,大家一致同意了他們的意見,為會議作出正確的決定提供了事實依據,打下了良好基礎。

啟示四:既要重視多數人的觀點,也要尊重個別人的意見。貫徹落實黨的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茍壩會議上,20多人舉手表決,只有一雙巨人的手始終沒有舉起來。從茍壩會議的實踐來看,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簡單行事,更不能動不動就搞舉手表決。在尊重多數人觀點的同時,要注意充分聽取少數人的意見,吸取少數人甚至是個別人意見中的合理成分。陳云說過:“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引起自己思考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可能受文化知識、工作經驗、社會閱歷和信息占有的局限,抑或受利益驅動、私心雜念和感情因素的影響,多數人的意見也不一定完全正確,這就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要匆忙作出決定。要在客觀理性、全面分析、慎重研究的基礎上適時表決,正確決策,科學決策。(作者為貴州省遵義軍分區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