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有的為革命獻出自己的生命，有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有的卻脫黨、叛變。是什么導致了他們如此不同的結局呢

近日，我穿越十余省，行程兩萬余公里，對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故鄉進行了深度采訪，包括探訪一大代表的故鄉，請當地黨史和地方志專家講述十三位代表在當地的活動情況，一大代表后人對先輩的追念等等。采訪結束后，我對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人生軌跡有了更具體的了解，可以把他們分作三類。

三分之一多的代表為革命獻出自己的生命

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王盡美、李漢俊、鄧恩銘、何叔衡、陳潭秋或為革命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或壯烈犧牲。在烈士的故鄉采訪，我們會發現一些共同點。

他們都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馬克思主義一經傳入中國，便吸引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李漢俊利用自己外語水平好的有利條件，一方面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另一方面為其他同志的譯本進行校注，如陳望道同志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就是由李漢俊校注的，對中國人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提供了一個好的范本，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稱贊“李漢俊是中共黨內最有理論修養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信仰以其強大的真理性感染力深深影響著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并成為他們的理想和信念。王盡美同志在一大后將自己的名字王瑞俊改成了王盡美，其意就是要建立一個盡善盡美的共產主義社會。鄧恩銘同志，一位來自貴州山區的水族中學生，自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樹立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便堅定地為這個信念去奮斗終身。他是高唱著國際歌，高喊著共產黨萬歲而壯烈犧牲的。

他們都有著腳踏實地為黨工作的作風。陳潭秋同志，許多人只知道他是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的，殊不知他曾是中共中南地區、華南地區、華北地區、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在白區堅持戰斗。他任中共中央新疆代表時，正是盛世才反共傾向明朗化的時期。他忠實地完成了黨委托的任務，并組織撤退。他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批撤退名單中，但還沒有來得及走就被盛世才秘密逮捕了，并慘遭殺害。由于消息不靈通，他犧牲后，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央委員。黨的組織在初期都是屢經建立，屢遭破壞，王盡美、鄧恩銘歷經艱難多次建立和發展地方黨的組織，積極開展工作。要知道在白區黨的工作是十分艱難的，隨時面臨著犧牲的危險，敵人對我們的手段是殘酷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上沒有“僥幸”這個詞。如果說在俄國革命中還有流放這個“僥幸”逃脫的方式的話，那么敵人對中國共產黨員用的最多的就是“槍決”、“立斬”等血腥的殺戮。新中國建立時，全黨有黨員300萬，但犧牲的黨員人數是370萬，還不包括革命群眾，可見這些犧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多么艱難的環境中生活的，鄧恩銘、陳潭秋同志都是受盡了敵人的酷刑，先后英勇就義的。

他們都有著巨大的奉獻精神。王盡美同志重病在身，卻不想把有限的黨的經費用于自己治病，當病情稍有好轉時，便回到貧寒的家中，一面工作，一面養病，終致不治。何叔衡，中共一大時年齡最大者，他出生于一個富裕家庭，當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便租下了其家鄉的云山書院，把一個宣揚舊學的場所變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中央紅軍長征時，他是準備一起長征的，但卻留在了蘇區，留在蘇區意味著死亡。當被敵人包圍后，他為了不拖累同志們，對當時擔負突圍的鄧子恢同志講：子恢同志，我有病，不想拖累同志們，我革命到頭了，你們走吧!隨后便舉槍自殺了。盡管對何叔衡同志犧牲時的情形有各種說法，但我相信這個說法，有一種自殺是奉獻，他不想拖累同志，不想遭受敵人的侮辱。

不到三分之一的代表，成為共和國的締造者

這一部分人最少，共有三位，其中有兩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們是毛澤東和董必武，還有就是為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作出貢獻的李達。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便志存高遠，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己任，在湖南一師讀書時，便稱“三不談”，不談金錢、不談女人、不談生活小事，而關心國家大事。他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而解決中國問題，取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典范。在中共一大上，他就對夸夸其談的劉仁靜講，要這位年輕人多做實事。黨的一大后，他致力于工人運動，直接領導了安源和長沙的工人罷工，并取得了勝利。在國民革命時期，他對國民黨是有防范的，在通過“整理黨務案”時，他沒有舉手。大革命失敗后，他力主“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八大會議后，瞿秋白請他去上海工作，但他不愿去住上海的高樓洋房，而是要上山下湖，結交綠林朋友，用武裝的手段推翻舊制度。于是他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張在堅持十月革命道路的基礎上，吸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自己的路。毛澤東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是在長期斗爭中公認的革命領袖。

董必武，這位前清的秀才，他是湖北地區黨組織的實際操盤手，他創辦武漢中學，培養學生，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中共一大上他主張區別對待孫中山與北洋軍閥。在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建立國民黨組織的時候，已經布下中共組織，留下了伏筆，后來黃麻起義時的主要骨干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人們稱他是“湖北共產黨的老母雞”，意味著下蛋、抱窩、撫養。徐海東大將曾深情地講，湖北人只知道董必武，而不知道其他人。可見董必武在湖北的影響。以至黃麻起義時，人們要打著他的旗號，去發動群眾。抗日戰爭時期，黨在國統區的工作由周恩來同志領導，但由于周恩來工作太多，特別是1941—1944年延安整風時，周恩來要經常回延安，重慶南方局的工作，實際上是董必武主持的。他在國統區是有廣泛影響的，成為解放區出席聯合國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前，他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以其為藍本的。新中國成立后，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主張“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為新中國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達，上海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黨組織成立后，由于陳獨秀赴廣東辦教育，李漢俊與陳獨秀意見相左，李達成了上海黨組織的實際領導人，為聯絡各地黨組織、組織全國性政黨作出了特別的貢獻。中共一大的邀請函、路費是他寄的，代表的住宿、接待、會場布置、會議議程等準備工作是他做的，他的夫人王會悟也操持了會議，中共一大之所以后來能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召開，與之是分不開的。建黨后由于種種原因，他脫離了中共，但他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他的功勞在于宣傳馬克思主義，但更大的功勞在于他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以中國的形式和中國氣派，他的哲學著作，特別是《社會學大綱》對毛澤東影響至深。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電召他回到黨內，他欣然同意，經劉少奇同志介紹重新入黨，沒有預備期。新中國成立后，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出了杰出貢獻。

這三位堅持到最后的同志，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堅持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才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實現了人生的輝煌。

三分之一多的代表脫黨、叛變

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由于各種原因脫離、背叛了中國共產黨，有的甚至成了漢奸，成了共產黨兇惡的敵人，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他們中有的人就本身而言沒有完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這樣一個過程，其加入中共有很大的投機心理。陳公博參加黨的一大有很大的偶然性，他正好新婚燕爾，當時廣東黨組織讓其去上海度蜜月，順便參加黨的一大。于是他帶著自己的新婚妻子到了上海，對參會他也沒有多少熱情，最后一天的會議竟然沒有去南湖開，自行脫會。以后他認為汪精衛有恩于自己，便終身追隨，把個人恩怨凌駕于黨的利益之上，并成了漢奸。周佛海聽說中共召開一大，抱著投機的心理來到了上海。黨的一大后，由于陳獨秀在廣東，黨中央讓其代理書記，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此人竟然為色所累，不顧家中已有妻兒，與富商之女楊淑慧雙雙私奔日本，置黨的利益于不顧。以后更是朝秦暮楚，先是投靠蔣介石，后又投靠汪精衛，做了漢奸。陳公博、周佛海這兩位中共一大代表竟為個人的名利，雙雙淪為汪偽政權的二號、三號漢奸。二人不僅死后遺臭萬年，而且家人都受連累。周佛海的母親馬氏在周當漢奸后，為國民政府收監，并死于獄中。可見革命者蔭及子孫，漢奸禍及家人。

他們中有的人帶著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熱忱參加中共，也為黨做了一些工作，但在關鍵時候沒有經受住考驗。包惠僧年輕時是一名記者，對社會丑惡現象也進行了揭露，后由于認識了陳獨秀，轉而信仰共產主義，成為武漢黨組織的負責人，后又對廣州黨組織的建立做過一些貢獻，可以說他是武漢和廣州黨組織的創始人。但此人面對大革命失敗的考驗和國民黨高官厚祿的引誘，放棄了共產主義信仰，到國民黨那邊當了官，領了俸。劉仁靜，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齡最小者，其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大家知道中共第一個黨綱中有一半來自《共產黨宣言》，與劉仁靜熟悉馬恩經典不無關系，其人號稱“小馬克思”。但其對理論的了解，也是游移不定，且僅限于書本和教條。當其遇到托洛茨基后，很快為托洛茨基的所謂的理論修養和人格魅力折服，進而宣揚托派觀點，成為中國最堅定的托派分子。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對二人仁至義盡，安排了適當的工作，晚年二人常懷愧疚之意。

他們中有的人自以為資格老、功勞大，伸手向黨要權，對黨的任何批評都難以接受，以至脫黨投敵，成為敵人的幫兇。如張國燾，他是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北京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國共合作時期中共重要領導人、八一南昌起義時的中央代表、鄂豫皖根據地的重要領導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他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中國共產黨、開展工人運動，實行國共合作，創立革命根據地和人民軍隊，不可謂沒有功勞，但他沒有正確對待自己的功績與黨的利益的關系。當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他看到自己的隊伍人多槍多勢力大，而中央紅軍、黨中央人少裝備差，便個人野心膨脹，伸手向黨要權。成了紅軍總政委后，他拒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指示，直至分裂黨，給黨和紅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到延安后，對黨的批評，他拒不接受，直至叛黨投敵，為戴笠成立專門對付共產黨人的所謂特種問題研究室，成了鎮壓共產黨人的幫兇。新中國建立前后，黨召他回國，但他拒不認錯，而且后來移民加拿大，終老于多倫多養老院。

時至今日，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都已作古，中國共產黨也走過了九十年的風雨歷程，并成為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這說明：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戰勝的。但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受到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影響，又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不能不經歷一個曲折的探索的過程，一個逐步積累經驗的過程。十三位代表也一樣，由于個人的情況不同，在革命的洪流中的表現也不盡相同，有的為革命獻身，成為人民英雄;有的脫黨、叛黨，成為人民的敵人;也有的看到了新中國的建立。中共十三位代表各有千秋，但他們所反映的以“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信念，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為主要內容的紅船精神，將成為中國共產黨精神的不竭源泉，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