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千百年來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無數仁人志士進行過雖九死而猶未悔的艱辛探索。一代偉人毛澤東就是這些人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共同富裕是毛澤東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毛澤東的探索，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終目標——共同富裕十分有借鑒價值。筆者擬從效率與公平的角度梳理這位人民的領袖晚年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方面的得失，以資今人借鑒。

一

所謂共同富裕，具有相互關聯的兩層含義：其一是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擺脫了絕對貧困狀態，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二是人們之間的財富差距不存在兩極分化，保持著適度差距，這種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別，是大富和小富的差異。

因此，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貧窮和消除兩極分化。前者要求共同富裕必須建基于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之上，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率作物質保證；后者內在地包含著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簡而言之，欲實現共同富裕，則必須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

毛澤東作為一位現代無產階級領袖，他把共同富裕當作他一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終極目標。他認為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貧富分化，人人富裕的社會。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種保證人人都有飯吃的社會制度。毛澤東并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并不認為共同富裕就是均貧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之上。所以他選擇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

毛澤東一生以追求社會公平為最高己任。對他而言，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社會公平。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理想目標，又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原則。在通向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應該始終貫徹共同富裕的原則。對于毛澤東而言，社會公平應該是終極目標，經濟效率應該從屬于這個目標，應該服務于這個目標。公平是效率的歸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進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可以說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踐履者。毛澤東認為，即使效率很低，也應優先保證公平，因為公平是效率的目標。毛澤東并不是忽視經濟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遠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終為公平服務。

綜觀毛澤東一生對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澤東對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設定：作為起點，共同富裕意味著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應有相同的公平機會和權利，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為過程，共同富裕意味著同步富裕，集體致富，寧愿慢點，但不能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反對個人“單干”致富。因為那樣從時間序列和空間分布來說，就存在著富人和窮人的差異，對于同一時空而言，先富者和后富者是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差異的，雖然先富者的后代和后富者的后代在若干世紀后在同一時空都會富起來。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結果，共同富裕意味著所有人都過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所以共同富裕意味著同等富裕。同等富裕當然存在差別，但絕不是差距。從毛澤東對共同富裕的內涵的設定看，他把共同富裕作為一項社會公平的標尺貫徹在他所探求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全程中。

二

如何實現毛澤東所理解的共同富裕呢?晚年毛澤東把社會主義視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把現代化作為建立共同富裕的物質手段。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那樣只能是貧窮的普遍化——共同貧窮。社會公平是需要經濟效率作物質基礎的。他一生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公正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實現經濟公正，才能建成先進經濟”。毛澤東堅信，只有一種公正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結果，因為“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在私有制條件下，永遠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因為私有制是人與人之間產生貧富分化的根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鏟除剝削的根源，可以消滅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這是一種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這種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對平均主義，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又可以保證每個人靠自己勞動都富起來，不會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產生兩極分化。因為人的技能，體力差異是很小的，“搬運工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所以“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將以所有人富裕為目的”，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原則進行產品的社會生產和支配，以使所有勞動者都能過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他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國建立和建成社會主義為奮斗目標。社會主義能從起點(所有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產資料)、過程(按勞分配)、結果(所有人都富裕)三個環節保證共同富裕的實現。

毛澤東鎖定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不僅僅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公平的社會制度，還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能帶來高經濟效率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是一種后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在吸納了資本主義的所有積極成果基礎上發展的一種制度。它比資本主義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更能帶來物質財富的豐裕，因為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它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克服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所帶來的經濟危機，鏟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阻擋生產力正常發展的種種障礙，能保證物質財富在其應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提高。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能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財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狀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成員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逐步實現同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當量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所以毛澤東一生對資本主義是持厭惡態度的。對他來說，一定時期的資本主義存在是一種必然，但只是一種手段。他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去為革命和建設服務，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去發展生產力，尤其是民族資本主義，但他始終處處提防資本主義，最后消滅資本主義，因為走資本主義是一條漫長而又痛苦的道路。所以他晚年要在各個層面去鏟除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我們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要在農村這個最廣闊的土地上根除資本主義的來源”，“合作社必須強調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私批修”、“興無滅資”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資本主義產生的觀念根源。

對于毛澤東來說，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統一，社會主義的內在含義就在于從各個方面都能保證社會公平的實現。

但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平的實現必須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才能保證。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卻是在一個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如果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與中世紀的農業社會主義無異，社會主義的公平性也無從發揮，這種基礎上的共同富裕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為此，晚年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從中國既有的國情和歷史出發，設計了他心目中的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在這種公平的社會制度下，通過現代化大力發展生產力。從此出發，毛澤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大層面進行了具體構劃。

經濟上：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農民納入集體經濟軌道，使農民原有的經濟條件(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差別逐步消失，從而不同農戶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趨于均等化。毛澤東認為，使農民擺脫“陷于永遠痛苦”狀況的“惟一辦法”是“集體化”，因為“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在毛澤東看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農村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的主要根源。個體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同時又不適應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需要，造成社會生產力的低下。“互助組比單干，大社比小社更能發展生產力，大大增加農業產量”。毛澤東堅決反對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一年就要分化”，“單干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主張集體同步富裕，反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那樣會造成貧富分化。

總之，毛澤東認為，在農村走集體化道路，既適應現代機器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又可以使農村社會經濟改造成為單一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便于統一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這樣就可以避免貧富分化，保證所有農民都能同時富裕起來。

在城市，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個體手工業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有效地實施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后，毛澤東相信在先進的生產關系下，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定會大大提高，因為人們第一次是為自己勞動。他相信公平的社會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開辟廣闊前景。毛澤東并不是不重視發展生產力，他把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置于社會公平的目標之下。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就非常重視革命對生產力的解放作用。他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革命的實質是一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必須最終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正是在公有制確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召。毛澤東相信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快速地把中國人民帶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國發動了“大躍進”，后來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戰略目標。毛澤東是把共同富裕的實現建基于現代發達的生產力之上的，他對經濟效率也是高度重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為了“促生產”。為了迅速地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還把大兵團作戰和群眾運動的方式運用于發展經濟，“大躍進”和全民大煉鋼鐵就是這一產物。

如何在各地發展中保持同步前進呢?毛澤東運用計劃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為全國發展設置了均衡協調發展目標，要求全國經濟在綜合平衡中發展，實現全國經濟一盤棋。新中國成立后的幾次西部開發，如大三線建設，就有在經濟布局上均衡發展意圖。

如何做到全國人民同時富裕呢?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全國人民提供了同樣致富的機會和權利，按勞分配為全國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為了保證經濟的發展，為發展提供相當的積累資金，毛澤東主張實行低工資制度。每次工資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在實行低工資的前提下，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差別過大。為了真正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原則，要求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參加勞動，因此在全國推行普遍就業，每個人都靠自己的勞動致富。健全社會主義集體福利和社會主義基本保障制度，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基本的社會財富。

總之，毛澤東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經濟方面的設想是通過建立公平的社會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去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通過集體勞動，在生產力逐步發展基礎上通過公平分配、同步實現共同富裕。

政治上：毛澤東非常注重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去激發人們的政治熱情，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發展生產力。為了防止權力為少數人謀私的結果，避免人民的公仆淪為人民的主子，毛澤東經常用群眾運動的大民主方式去反對腐敗。經濟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廣泛的政治參與來保證。為此毛澤東極力想通過“群治”的方式去謀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過廣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調動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保證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對官僚主義深惡而痛絕，對腐敗更是毫不留情。為了防止他所領導的政權變為特權階層的工具，他不惜砸爛他親手建立的政權，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淪為“修正主義”。毛澤東一生視人民為上帝，所以為了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證，一直在探索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權。他要求人民公仆應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無私奉獻的精神，為此他經常用整風、運動的方式去教育人民公仆。

文化上：毛澤東非常強調社會主義集體精神，要求人們大公無私。他鼓勵人們應該見利思義。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說：“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堅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撐，是人民以主人翁態度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重要保證。解決人們利益矛盾，單純靠經濟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夠的。要用社會主義理想、共同富裕信念去為經濟效率提供精神動力和方向保證。要鼓勵人們多想大家富，少想個人發財，要走共同富裕、集體致富道路。個人富了不忘帶動、幫助后富的。毛澤東晚年一直反對個人單干發家致富，所以他不僅鏟除了個人發家致富的經濟基礎——私有制，而且還要人們進行靈魂深處的革命——“斗私批修”。他認為“人越窮越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好辦”。他認為要富大家一起富，走集體致富道路，他之所以消滅私有制，乃至鏟除個體經濟，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剝削先富起來，在中國會出現貧富分化，出現他所擔心的貧富兩極分化，這與他追求的走集體致富的同步富裕道路是相違背的。毛澤東反對過分地強調物質刺激，反對人們對物質欲望和經濟利益的過分追求。他所要求的共同富裕，也隱含了精神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內涵。他強調用思想教育鼓勵人們為天下人發財，走大家一起富的道路。毛澤東還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艱巨的，必須根據農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去做”。顯然，毛澤東反對割裂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憑空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把政治突出為可以代替一切，沖擊一切，把政治工作簡化為上綱上線，扣大帽子，而是強調政治和經濟的統一。

三

晚年毛澤東對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實踐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從經濟效率上講，毛澤東的現代化努力使中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并為以后的現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質基礎。“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20年中……從1957年—197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澤東主義時代的中國，從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人均34%)”。毛澤東初步改變了中國的積貧積弱狀況，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社會經濟前提。

從社會公平講，毛澤東啟動的中國工業化避免了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貧富兩極分化狀況。中國人民從中國現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果實。“在毛澤東統治的25年時間中，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將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延長到70年代中期的65歲”。在毛澤東時代，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實現了共同進步。雖然由于總的生產力水平比較低，在低水平基礎上的共同進步近似于“共同貧窮”，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確是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世界上最為公平的時代。所以，晚年毛澤東的探索，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

但是，晚年毛澤東對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也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毛澤東將社會公平理想化、絕對化，乃至變成絕對平均。到其后期，乃至把按勞分配這種社會主義時期公平的社會分配方式也視為事實上的不平等，視為資產階級法權，擬將其取消。他把收入差距的有無和大小看成公平與否的標準，導致了陷入平均主義的窠臼。毛澤東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把集體組織、規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的優越性絕對化，夸大化，忽視這種優越性所依賴的生產力基礎，離開生產力的發展而強調所有制的過渡，試圖建立一個純而又純、公而又公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結果在實踐中，越大越公越好的錯誤思想在全國城市和鄉村都造成了貧富“拉平”的惡果，將按勞分配之外的一切其他收入包括個體勞動者的勞動收入都視為不公平而被取消。這樣對共同富裕的追求就演變成中國傳統農民起義的“均貧富”。毛澤東對貧富分化甚為擔憂，發展到把人們之間的正常收入差距也視為會導致兩極分化，這樣實際上就把無差別的絕對均等當成了共同富裕，陷入了脫離實際的主觀空想。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公平優先，并且認為這正是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的地方。他深信社會主義這種公平的社會制度必然會帶來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但卻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上的設想并不等于社會主義的現實。社會主義公平的實現是需要一定現實條件的。而這正是中國等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缺乏的。所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常常無從發揮。毛澤東錯誤地認為是人們覺悟不高，所以他一再發動社會主義信念教育，一再借助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結果成效仍不大。

毛澤東對共同富裕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主觀空想。每個人的主客觀條件的差異都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同時、同步富裕。追求一齊富，結果大家都富不了。社會的發展注定了必然有一部分人要為此付出代價，這是社會發展的鐵的定律。過于理想化的毛澤東執著地追求一種近乎烏托邦的理想目標，其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

盡管毛澤東主觀上追求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相統一的共同富裕目標，但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近乎純粹的公有制經濟結構，接近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嚴重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造成了社會經濟效率的長期低下，生產力發展比較緩慢，所以盡管有“公平”的分配，卻仍造成現實中普遍貧窮的結果。毛澤東渴望的共同富裕并沒有能夠很好實現。一代偉人毛澤東是帶著他的人民仍然貧窮的遺憾離開人世的。

晚年毛澤東對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雖然并不很成功，但是他對共同富裕的執著追求，他對共同富裕道路的艱辛探索，都深深地激勵著中國人民為實現共同富裕而奮斗。晚年毛澤東的探索，為中國人民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沒有晚年毛澤東的探索，就沒有我們今天通向共同富裕的坦途，就更不會實現共同富裕這個人類的千年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