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畫家范曾狀告收藏家郭慶祥案一審判決。法院一審認定，郭慶祥在《文匯報》發表的《藝術家還是要憑作品說話》，對范曾做出了貶損評價，構成了對其名譽權的損害，據此判決郭慶祥向范曾書面道歉，并賠償范曾精神損害撫慰金7萬元。

如果說此前的范郭之爭，尚局限于業界，只是杯子中的風暴，那么隨著法院的一審判決，此案猶如一個具有豐富意味的標本，引發了人們從法理、文藝批評、藝術創作等各個層面進行剖析、論爭，同時，這場由文藝批評引發的公共事件，也引來了反批評。范郭之爭，仿佛陷入了一地雞毛的尷尬境地。由此，不能不探討一個很現實的命題，今天，我們如何對待批評，如何為批評正名，又如何看待批評和反批評的途徑和尺度。

批評的重要性無需置喙。沒有批評就沒有建設，沒有文藝批評，就沒有創作水平的提升，甚至可以說，沒有批評就沒有學術，就沒有創作，因為文藝批評是文藝機體的免疫系統，批評家扮演著啄木鳥的角色。與此同時，在批評與反批評中，雙方互相砥礪，在爭鳴與論辯中，可推動思想發育與進步。然而，在現實中，文藝批評的價值被低估，批評家被標簽化、被污名化。究其原因，既與批評家不自重有關，也與被批評對象不自知有關，欲重塑批評倫理，就需要回到原點，從重建批評秩序開始。

無論批評者還是反批評者，在批評時應對事不對人，即，批評的對象應是作品，而不是作品背后的作者，這是雙方必須把握的尺度。不喜歡某人的文學作品，但不必對其本人冠以“賣國賊”的稱號；你可以對某畫作不滿，甚至不屑一顧，但不能直指其人為“猥瑣”、“趨附門庭”、“陰詐”、“寡情薄義”……一旦把批評矛頭由物及人，批評就容易變味，從人文之爭開始，演變為文人之爭，最后以互訐，乃至走上法庭結束。

無論批評者還是反批評者，都不能誤讀批評，都應保持獨立，這是雙方必須堅持的底線。當年，魯迅感嘆，“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亂罵、亂捧都不足取，抬轎子和打棍子，不是負責任的文藝批評。而今天，文藝批評被人看不起，一大原因就是有見地的批評退隱了，廉價的贊美登場了。當然，不是不能贊美，但是我們看到，不少文藝評論太肉麻太庸俗太功利，不只是贊美，而是溢美，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像是念悼詞，盡是夸張的水分；在報章的評論文章，像是軟廣告，或者說就是廣告詞。

意大利批評家鮑瓦里說：“批評家是藝術家的天敵。”所謂“天敵”，當然不是指批評家就要置藝術家于死地，雙方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關系，而是要批評家保持獨立，不被藝術家“包養”。正如批評家謝冕所疾呼的：評論家要排除人情、權勢、金錢的干擾，發出獨立的批評。誠然，一旦批評家被權力豢養、被人情干擾、被金錢收買，就不可能有獨立立場，這個時候，無論是批評者還是反批評者，都會為利益而戰，這樣的批評不是批評，而是罵戰。

對批評者來說，批評時固然要有尺度；對被批評者來說，被批評后則要有風度。一罵就跳、一捧就笑，這是不少被批評者的群體臉譜。人人都有人性弱點，喜歡好聽的，不喜歡刺耳的，但是往往刺耳的才更能促進自己水平的提高，一個真正有涵養、很自知的人，面對批評，不僅不老羞成怒，反而感激不盡。即便不感激，也應保持傾聽異質思維的耐心，正所謂兼聽則明。

阻遏批評生態的惡化，既離不了寬松的體制環境、健康的輿論氛圍，也離不開批評者的自重和被批評者的自知。范郭案終究會走進歷史，但重建批評秩序卻是目前不容回避的現實。如果范郭案能推動人們對批評的省思，裨益于重建批評倫理，正是我們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