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是一律強調改革，也不是一律恪守法律；如果只講“一律”，就必然導致教條主義

□多變的法治會令人感覺是人治

一般說來，法治與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這是歷史的經驗。但真正值得實踐者關注的不只是一般規律，更值得且不能不關注的往往是特殊性。在一般性指導下關注特殊性才有可能擺脫教條主義，才有可能豐富我們的政治和法治的經驗，豐富對法治和發展等問題的認識。而對于當代中國的法治與發展來說，至少有幾個特定的時空因素可能挑戰這個基于歷史經驗的一般命題，需要特別精細、穩妥和務實地應對。

首先，中國的法治建設是同改革相伴隨的。所謂改革，意味之一就是要突破已有的某些法律制度，因此改革時期常常出現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情的現象。是否僅僅堅守合法，拒絕合理和合情？如何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預先考慮到改革發展的長期和綜合的社會后果，平衡法治的成本收益和改革的成本收益，這是一個大問題。它沒有固定不變的標準答案。它需要執政者、政治家和行動者的適度權變，其中包括對已經不合適的法律的突破。想一想，如果改革之初就嚴守當時的憲法，農村如何采取和推廣聯產承包制，小崗村的農民是冒著坐牢的危險開始改革的。這些例子并不是說違法合理，而僅僅是說必須看到改革發展與法治之間有時會有沖突。解決的辦法既不是一律強調改革，也不是一律恪守法律；如果只講“一律”，就必然導致教條主義。

其次，當代中國發展的空前速度。這個速度不但要求人的思想與時俱進，也要求相關的重要法律制度也與時俱進。這就會帶來“法律多變”的問題，不僅導致法律制度看似不穩定，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讓人感到不適應。這難免侵蝕法律的神圣感，法律自然缺乏權威性。因此必須牢記，即使完全必要，完全是為了確保與時俱進，多變也一定會令法治的威信受損，并因此可能令發展缺乏法治的有效保障。這不是說執政者不應當通過修法和立法來推動變革，但總體的法治一定要求法律基本穩定并長期穩定。從社會功能上看，法律其實更多是一種不帶貶義的保守力量，人們常說“長治久安”也就是強調這一點。多變的法治會令人感覺是人治。

第三，作為大國，中國各地的發展不平衡，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強調法律規則的普遍性，即對所有人的相同問題都適用同樣的規則，這一抽象的看起來非常必要和公正的原則，在不同地區哪怕針對的是類似事情，適用起來也一定是麻煩多多，爭議多多。作為法律人往往會強調法律條文的普遍性，不看具體情境，但具體的執政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則必須面對那些無法為抽象文字所涵蓋的紛繁復雜的具體問題。

這些法治與發展的復雜關系，需要中國執政者、法律人和法學人的務實、智慧和創造，需要關注和不斷總結實踐的經驗，不斷平衡和協調這兩個以及其他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之間的潛在沖突，需要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在不同地點或時間甚至行業，對所有這些基本價值的不同偏重和強調。

從根本上看，中國的法治與發展的成功不可能依賴抄襲，甚或“山寨”，創造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