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黨的十七大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歷了兩次飛躍，分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兩大理論成果。這一概括無疑是準確的。但學術界、理論界在如何看待建國后29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應將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如此，將無法說明新的歷史條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產生的理論飛躍質的規(guī)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則無法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產生的由來和歷史邏輯。因此，需要對新中國成立后29年我們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作的探索，予以科學的說明。

根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時期的探索可分為“中國特色革命轉變理論的提出和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與失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暫時中斷”三個階段。它們既是前一個飛躍的延續(xù)，又是后一個飛躍的準備。這樣，新中國成立后29年的探索就與兩個偉大的歷史性飛躍有機地銜接起來，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一個集中全黨智慧的過程。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領袖人物的創(chuàng)造和貢獻，也包含著對全黨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全黨理論工作者所作的創(chuàng)造性努力。早在我們黨的初創(chuàng)階段，一批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惲代英、鄧中夏、李漢俊、蔡和森、瞿秋白等，都為早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他們已經意識到“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fā)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境”。而惲代英所說“我們的任務，在尋求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于共產主義的方針來”，則已蘊涵著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毛澤東在撰寫《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哲學系統表達的偉大著作時，則吸收和借鑒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一些有影響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改革開放以來，理論工作者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于生產力、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幾次大討論，都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決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黨的十四大之前，江澤民同志多次主持召開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座談會，廣泛聽取理論界的意見和建議。所以，我們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的每一個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黨理論工作者的心血，同時更是對全黨實踐新鮮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