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發展中國家，是指那些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尚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近10%的增長，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盡管如此，無論從國際通行的各項人均發展指標看，還是從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狀況看，中國無疑都屬于發展中國家。然而，為什么“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簡單事實，近年來竟然在國際上成為一個問題？為什么經常有一些組織和個人自覺不自覺地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提出疑問，甚至要求中國按發達國家的標準承擔國際責任？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有人也提出要“摘掉中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帽子”。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既要正面闡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也要認真研究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會成為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做出有理有據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所處發展階段的誤解,也有助于我們正確把握自身的國情特點，制定和實施符合實際的發展戰略。
權利平等意識缺失使一些人有意無意忽視中國各項人均水平依然較低的客觀現實
衡量一個國家真實的發展水平，主要不是看其經濟總量的大小，而是要看其人均水平的高低。經過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長，至2010年中國GDP達到了約5.9萬億美元的水平。如果僅從經濟總規模看，的確不小，已經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中國13億人口一除，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就會顯示出巨大差距，表現出明顯的發展中國家特征。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人均生產水平看，2009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8594美元）的一半，只排在世界第106位，不到美國（4.6萬美元）、日本（3.9萬美元）等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從消費水平來看，2009年中國人均消費為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僅為美國（32821美元）的4%和日本（23681美元）的5.5%。從人均實物量消費看，2007年中國人均電力消費2332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少514度，五個中國人消費的總電量沒有一個美國人（1.3萬度）消耗的多；2007年美國和日本每千人擁有汽車分別為820和595輛，世界平均每千人擁有汽車也達182輛，但到2009年中國每千人只擁有汽車49輛。
恩格爾系數是公認的能夠綜合反映居民生活質量的指標。這個指標越高，表明生活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中國的恩格爾系數要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見附表1），這說明中國人還需要用較大比重的支出來滿足吃飯穿衣等基本需要，而用于文化消費、衛生保健消費和休閑旅游消費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比發達國家低的多。即使是從享受干凈水的人口比例這一基本生活指標看，中國89%的水平不僅與發達國家相去較遠，也低于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見附表1）。從生活水平看，毫無疑問，中國也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
人均指標更能反映一國民眾真實的生存和發展狀態，這本來是一個常識，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對此似乎視而不見，而熱衷于在總量規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這些人士的潛意識里，每一個中國國民的生活狀態并不是他們真正關心或關注的。他們經常談人權問題，但更多地將其作為政治工具進行宣傳或攻擊，服務于某種利益需要。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是由構成13億多人口的每一個具體的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狀況來體現的。如果他們真的關心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應該不會忽略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狀態的人均指標，也不大可能不顧人均指標，僅憑總量指標就認為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了。
其次，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認為，受世界資源和環境條件的約束，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不能也不應該享受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的生活水準。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的一番言論，就典型地反映了這樣一種心態。他說：“如果10多億中國人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在這樣的語境中，世界上的人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人，他們居住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應該享受工業文明帶來的富裕生活，可以高消費甚至高浪費的方式過好日子；另一部分人，他們居住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盡管其人均消費水平不及美國的百分之四，即使他們有機會通過發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應該有此追求，因為要避免“人類的悲劇和災難”。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是否有權利平等分享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在這里已經全然不見了。權利平等已經被那種生之俱來的西方優越感所替代。
面對日趨加強的資源環境約束，中國必須走一條新的可持續發展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證明，依靠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加上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不僅工業化的先行國家，后起國家同樣也可以進入高收入社會。所謂“增長極限”并不存在。最為重要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在分享人類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與發達國家擁有平等的權利；應對資源環境約束壓力，特別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需要轉變發展方式，發達國家同樣需要改變其過度消費乃至浪費的生活和增長模式。在這方面，責任的分配同樣要基于權利平等原則。例如，在氣候問題上，應當堅持“人均歷史累計排放權相等”的公平分配原則，而這正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分歧的根本所在。
中國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被外界充分了解和重視
相對而言，發達國家內部的發展較為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距較小，窺一城一地之斑，可識全國之豹。而中國仍處在發展不平衡問題較為突出的階段，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較大，有些方面的差距甚至還在擴大，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特征。大都市的繁華景象、發達地區的現代化設施、某些富裕人群的一擲千金，很容易讓來自發達國家的人士產生誤解，以局部現象推測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貌。
在外國人居住集中的大都市，富麗堂皇的五星級酒店、歐式風格的豪華別墅、高樓林立的中央商務區（CBD）乃至擁堵繁忙的城市交通，都使來自發達國家的人士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也容易使他們產生中國已成為發達國家的錯覺。事實上，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現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而是表現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發達國家的城鄉居民享受著大體相同的生活水平，有些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居民；而且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高，大多數居民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可以基本反映發達國家的整體發展狀況。而在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去甚遠。中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都不到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城鄉家用電器擁有量差距明顯，如在每百戶彩色電視機擁有量上城市是農村的1.25倍。同時，與城鎮相比，中國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都較低：農村居民參加養老保險的比率不到城鎮的三分之一，人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不到城鎮的六分之一。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較低，目前只有47.5%，與美、英、法等發達國家有著3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當來華的外國朋友在五星級酒店品咖啡、在寫字樓開視頻會時，他們大概很難想象在離市中心不算太遠的農村地區，一些村民尚缺少像樣的家具和電器，甚至還面臨著行路難、飲水難之類的問題。
在中國居住、工作或游覽的外國朋友，也經常到中國各地游覽名勝古跡，旅途中乘坐的是風馳電掣般的動車組，看到的是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旅游景點的門票價格也堪比迪斯尼樂園。這些都使他們難以感覺到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但事實上這樣的差距還相當大。美國最富的州與最窮的州的人均GDP之比為5.2，日本的相應比值為2.8，中國的相應比值為7.6。在公共服務水平方面，美國最發達的州人均教育經費支出是最落后的州的1.6倍，日本的相應值為0.6，而中國的相應值則高達3.5。在居民消費方面，2009年中國東部地區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西部地區的2.3倍。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僅表現在省區之間，也表現在同一省區內部，即便是在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江蘇等地，在珠三角和粵北、蘇南和蘇北之間，其人均GDP、人均財政支出、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等指標的差距都在2-4倍。
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增長迅速。根據2010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統計，中國已成為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歐美高檔商店里中國人的出手大方，使一些外國人也為之側目。其實，這并非中國成為富國的標志，一定意義上正是貧富差距拉大的佐證。根據聯合國《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15，排在報告所列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的第92位，而發達經濟體的這一系數水平大多保持在0.25-0.35之間。從貧困人口的數量來看，以中國自身的貧困線標準（人均年收入1196元）衡量，2009年中國仍有3600萬貧困人口；以聯合國（每人日均消費1美元/天）的標準，中國貧困人口尚有1.5億；以世界銀行的標準（每人日均生活費1.25美元/天）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則達到2.54億。事實上，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還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泰國、巴西）的標準。而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貧困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還會大幅度增加。
一些外國人士對中國發展階段的誤解，與中國嚴重的發展不平衡狀況有很大關系。大多數來華的外國人在中國逗留的時間較短，所居之處多是大城市和發達地區，所交之人多為社會精英人士。由于視野和語言的限制，中國城鄉、區域與階層之間的差距越大，外國人對中國全面認識的難度就越高，對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產生誤解的可能性也越大。
出口規模與結構使一些非專業人士高估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
歷史上制成品出口大國均是發達經濟體。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后，一些不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新變化的非專業人士，往往會高估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2009年中國出口額達1.2萬億美元，超過德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9.6%。2010年這一比重超過10%。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成為第一出口大國，一個重要原因是從終端切入，參與全球特別是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出口多為最終產品，其中包含著相當高比例的進口零部件的價值。如果扣除這些價值，僅在國內形成的增加值規模將會顯著小于出口總量規模。當然，如果按人均出口金額計算，中國的水平也會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的水平。
中國的外貿產品結構也容易令人產生誤判。在中國的出口中，95%是制成品，超過30%是高新技術產品，這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類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些制成品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在中國的增值集中于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活動，這與發達國家主要開展技術與知識密集的高附加價值增值活動有著明顯差別。2009年中國人均制造業增加值僅為1550美元，遠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國（6926美元）、美國（5667美元）。《紐約時報》曾對美國蘋果公司一臺售價600美元的iPhone4手機的價值鏈進行了解剖：蘋果公司需要支付約187美元給韓國、德國、日本等企業購買芯片；而在把來自韓國、德國、美國等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100多種配件組裝之后，富士康的工人們只能得到6.54美元的酬勞。
中國出口產品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最終產品比重高、消費品比重高，這給進口國消費者帶來嚴重的視覺沖擊，也容易使普通人誤把中國當成發達國家。美國著名專欄作家薩拉·邦焦耳尼在《沒有“中國制造”的一年：一個家庭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生活歷險》一書中感嘆說：“美國的圣誕節簡直成了中國人制造出來的節日”，在她2004年收到的39件圣誕禮物中，“中國制造”就達25件。從時尚運動鞋到新款筆記本電腦，從常用的衣褲帽到高檔手提袋，“中國制造”似乎無所不在。其實，出口到國際市場上的“中國制造”產品中，包含著大量源于其他國家的高附加價值的零部件。如果嚴格按照原產地規則管理，可能有相當一部分產品難以達到“中國制造”的增值比例。然而，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帶來的國際分工深化，使很多產品難以用傳統的原產地規則來衡量，只好將中國這個最后組裝地作為其原產地。
西方民眾很容易感受“中國制造”對其生活的影響，但不易覺察中國在服務貿易這一“看不見的戰線”上的劣勢。從全球看，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發達經濟體服務業競爭力較強，往往在服務貿易中享有順差，而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國際競爭力較低，在服務貿易中長期存在逆差。在世界貿易格局中，中國出口的是廉價的“體力勞動”，進口的是高昂的“腦力勞動”。雖然中國形成了巨額貨物貿易順差，但服務貿易逆差一直在擴大。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到294億美元，較上年上升149%，這與美國同年1433億美元的服務貿易盈余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考慮到通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而造成的“商業存在”方式，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就更大。服務貿易長期逆差是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往往被國外論者所忽視。
中國出口產品成本由于要素價格扭曲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壓低，由此中國出口產品競爭力容易被高估。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依靠低價優勢占據市場，支撐這種優勢的既有勞動力成本較低、產業配套條件較好等合理因素，也有資源價格、環境成本和勞動者實際所得被人為壓低等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說，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有真實的部分，也有不真實或“虛增”的部分。在土地使用上，部分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減免土地出讓金，甚至實行零地價或負地價。2009年，全國105個監測城市工業地價僅為597元/平方米，遠低于商業地價（4712元/平方米）和住宅地價（3824元/平方米）。2000-2009年，商業和住宅地價分別上漲191%和297%，而工業地價僅上漲34%。而且，地方政府還以土地換項目、先征后返、補貼等形式變相減免土地出讓金，如2004至2006年，九城市違規或變相減免土地出讓金47.88億元。中國的部分能源產品價格不能及時有效地反映生產成本和供求關系的變化，如長期存在“市場煤、計劃電”之間的矛盾，反映的就是政府確定的偏低電價，無法消化市場決定的煤價上升所引起的成本壓力。在環境保護方面，2009年中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達到4525.3億元，占當年GDP的1.33%，但經濟增長的環境損害成本遠沒有完整地體現在包括出口企業在內的企業生產成本之中。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長期以來不利于勞動者工資水平提高；與此同時，由于相關制度建設滯后，存在著超時工作、克扣工資、欠薪等損害勞動者權益的問題，勞動者的社會保障仍有較大缺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勞動者的應得收益。2009年中國失業和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為1.27億和1.49億人，約為城鎮全部就業人員的41％和48%。其中，參保的農民工人數為1643萬人和5587萬人，僅約占農民工總數的7.2%和2.4% 。這種狀況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但中長期有損于人力資本建設，將會制約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和發展方式的轉型。
外匯儲備規模龐大容易使人高估中國的國民財富總量
從歷史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不足，工業化面臨“外匯不足”與“資金短缺”的“雙缺口”。除了資源出口大國（如石油輸出國）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難以積累巨額外匯儲備，擁有巨額外匯儲備通常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一個重要特征。截至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已超過3萬億美元，連續數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國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產生了“財富眩暈效應”，使一部分人以為中國已經成為“富庶的大國”。
深入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形成有其獨特性，與發達經濟體有著明顯不同。
中國的官方外匯儲備并非某些人所認為的國家財富或財政資金。中國央行的外匯儲備是用人民幣從商業銀行等渠道購得，在成為央行資產的同時，也增加了央行的人民幣負債，形成人民幣外匯占款。因此，外匯儲備雖為央行資產，但非國家財富，更不能用于財政支出。由于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些年來中國外匯儲備快速膨脹，但其實質是央行的人民幣負債規模迅速擴大。
中國人均外匯儲備額與發達國家相比并不高，且有的發達國家更多是“藏匯于民”。2010年中國人均擁有外匯儲備2140美元，相當于日本的四分之一，也低于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中國外匯結余主要集中在央行手中，形成國家外匯儲備。而有的發達國家“藏匯于民”，民間外匯儲量巨大，如2008年日本民間外匯就有3萬多億美元，高出當年中國官方外匯儲備的一倍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對于美國、英國等擁有國際貨幣發行權的發達國家來說，其財富無需以外匯儲備的方式來反映。僅從數量上說，美國國內流通的美元比所有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加在一起都要多。
中國大量外匯儲備主要不是來源于貿易順差。30年來，扣除服務貿易數千億美元的逆差，來源于貿易順差的外匯儲備不到1萬億美元，僅占全部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重要的外匯來源包括直接投資的凈流入、外債和預期人民幣升值而流入的投機性“熱錢”等。
人們大都關注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卻很少注意中國對外投資能力的不足，而這恰恰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特征。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外投資能力不強，剛開始進入較快增長階段。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457.5億美元，占全球當年存量的1.3%。與此同時，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已達萬億美元。國際投資順差的一部分形成了中國外匯儲備。由于對外投資能力不足，中國外匯儲備主要購買低收益的外國國債，而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從海外直接投資中獲取較高收益。作為官方外匯儲備第二的日本，在21世紀初提出要在2005年至2030年完成由“貿易立國”向“投資立國”的轉變，提高國家海外資產利息和分紅收益的比例。至2009年，日本已連續19年成為持有海外凈資產（即海外總資產減去外債）最多的國家，高達2.95萬億美元。中國的境外要素收入到2008年僅流入358萬美元，而同期日本為1523億美元、美國為1333億美元、德國為594億美元。
中國外匯儲備中有相當一部分為外資企業創造，且包含著部分對外或有負債。超過四成的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出口。據海關統計，2009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6722億美元，進口5452億美元，形成的貿易順差1270億美元，占同期經常項目順差2971億美元的42.7%。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在中國保持了較高盈利水平，2009年外資企業在中國形成的利潤總額達到7511.5億元人民幣，約合1100億美元。同期外資企業投資收益匯回為632億美元，近500億美元等額的利潤被留在了中國境內。如果這部分利潤被匯出中國，將相應減少中國的外匯儲備。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和地方各色形象工程容易使一些人誤判中國的發展水平
近年來中國實施了不少世人矚目的重大工程，既有載人航天、嫦娥奔月、超大型計算機等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項目，又有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等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大型盛會，還包括三峽工程、高速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這一系列重大工程具有組織難度大、科技含量高、資金投入多的特點。于是，一些人便心生疑問：這些即使一些發達國家也難以完成的工程，中國在短短幾年內完成了，那么，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嗎？
其實，中國的這種能力與其人口眾多、資源總量較大、政府組織動員資源能力強等因素直接相關。一方面，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資源的規模增長引人矚目。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達8.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2萬億美元），其中中央政府掌控的財政收入占51.2%。這為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但若按人均水平計算，中國的人均財政支出只是美國的5.5%、歐洲發達國家的4%。即使與巴西、南非等國相比，中國的人均財政支出也不高，水平不到它們的1/3。另一方面，中國各級政府具有很強的資源動員與配置能力。例如，汶川災后重建，國家舉全國之力，按“一省幫一重災縣”的方式，組織部分地方政府進行對口援建。截至2009年年末，各援建省市及港澳特區到位援建資金379.2億元，完工的援建項目1346個，原定三年援建任務，兩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一些外國人士對中國特殊國情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運行機制了解不多，容易將規模宏大的工程與發達國家直接掛起鉤來。
一部分地方政府在經濟實力不強、發展前景并不確定的情況下，仍然熱衷于搞寬馬路、大廣場等大型工程，使城市白天富麗堂皇，晚上燈光燦爛，這給包括外國人士在內的外界以繁榮發達的印象。事實上，這些地方的財政并不富裕，有的長期捉襟見肘，靠國家補貼。搞華而不實形象工程的資金大都來自賣地收入和地方融資平臺的負債。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為14239.7億元，比上年增長43.2%，相當于同期全國地方本級預算內財政總收入（32602.59億元）的43.6%左右。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省、市、縣級融資平臺的貸款比重分別為29.31%、51.99%和18.70%。其中，項目、借款主體、財政擔保等不合規貸款形成的風險敞口約為1.8萬億元，占比23.63%。 那些主要著眼于政治賬、不大算經濟賬的政績工程，即使從長期和社會效益的角度看也可能是虧本的，很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在預算約束不力情況下依靠寅吃卯糧籌措建設資金的做法，不僅提前透支了當地經濟長期發展潛力，也給未來留下了難以控制和化解的財政金融風險。
若干啟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命題之所以會成為引人關注的問題，背后的原因并不簡單。值得重視的是，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經濟總量規模的持續擴大，很容易掩蓋人均指標水平低、經濟結構不合理、體制機制缺陷等問題，產生所謂的“規模眩暈癥”或“規模掩蓋癥”。這一點容易使一些人對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產生誤解，也可能被少數別有企圖者所利用。由此我們可以引出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要把人均指標擺到突出位置，準確把握中國的真實國情和發展水平。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今后幾年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而美國為刺激經濟、轉嫁危機實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相應升值，以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經濟規模仍可能出現超出預期的變化。根據近期有關研究，中國經濟的總量規模有較大可能在2020年以前超過美國而居世界首位。在這種背景下，更有必要把人均指標，特別是有關民生狀態的人均指標擺到突出位置，適當淡化總量規模指標。這不僅對國際社會正確認識中國是必要的，對我們自身準確把握國情和發展水平也是必要的。
第二，要避免因經濟規模快速擴大而忽視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我國正處在經濟結構轉換、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國際國內、城鄉、區域、產業、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傳統體制遺留下來和新體制形成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很容易被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大所掩蓋，正所謂“一俊遮百丑”。然而，相對于總量規模指標，更能反映現階段發展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性的是結構性指標和體制特征，而且經濟總量規模增長勢頭能否保持下去，也將主要取決于結構轉變和發展方式轉型能否盡快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觀察、評估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潛力，既要看總量規模，更要看結構和體制特征，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第三，從經濟總量、人均水平、經濟結構、體制機制等多個維度展示中國的全貌，讓世界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應該說，大部分外國人對中國發展階段的誤解主要是由于獲取信息有限，同時我們的對外宣傳也應有針對性地改進。在外界普遍關注我國經濟總量規模的情況下，應加強對人均水平和結構特征的介紹。外國人到中國來，可以適當引導其到欠發達地區走一走、看一看。在全球信息網絡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內宣傳建設成就要注重實事求是，既要講成績，也要講不足。重要的是，逐步爭取國際上的輿論主導權，有步驟、有重點地開展對外宣傳，客觀、全面、系統地介紹中國真實的發展狀況。
第四，在國際事務中把握好能力與責任的平衡。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和整體國力的增強，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廣泛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相應承擔比以往更多的國際責任。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體相同的人均發展水平上，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國際影響力在某些方面要大于人口較少的國家，因而其承擔的國際責任也會相應多一些。即便如此，中國所承擔的國際責任也不能脫離現階段的發展水平尤其是人均發展水平的“基本面”。對國際社會要求中國“超能力”承擔責任的說法，應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解釋和周旋。“超能力”承擔責任不僅會對我國發展帶來額外負擔，還可能成為誤解中國發展水平的原因之一。
第五，加快科學發展、結構轉變、深化改革，使中國平穩進入高收入社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化強國。現階段中國經濟總量指標和人均指標、結構指標在全球排名上呈現的差距，一定意義上說表現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對于中國經濟總量規模排名居前的變化，一定要有清醒認識，不能頭腦發脹。要毫不動搖地抓住、用好難得的發展機遇，切實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加快發展方式轉變，解決巨大經濟規模掩蓋下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在綜合國力提高的同時持續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使人民群眾公平而充分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加快提高人均指標和結構指標在全球排名中的位次。這既是我們今后發展的努力方向，也將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外界對我國發展水平的誤解。
（參加討論和提供資料的有隆國強、張麗平等）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