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擴大傳播，中國出現了一批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到工人中去進行活動，使中國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初步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必然要求產生無產階級政黨。1920年1月，有人在報刊上發表《勞動團體與政黨》，呼吁“勞動團體應當自己起來做一個大政黨”。1920年1月，李大釗親自護送陳獨秀乘騾車去天津，途中，兩人商談了在中國建黨的問題。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經共產國際同意派出維經斯基等人到中國，首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再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找陳獨秀，在上海同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人舉行了多次會談，通過會談，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一致同意走俄國人的路。在維經斯基的直接支持下，以陳獨秀為首的上海激進知識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產主義組織的行動。1920年6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 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寓所）成立。

一、初期定名為“社會黨”

由于早期的共產黨人數少且處在秘密狀態，第一手資料非常有限，因而長期以來，學界對早期黨組織的考察主要依靠早期共產黨人的回憶。當事人的回憶及其回憶錄雖然在了解當時的氛圍方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回憶錄，特別是離具體事件時間久遠的回憶錄中難免有回憶的錯誤或誤解，甚至存在主觀判斷造成的偏頗。如相當長的時間里把早期黨組織名稱誤以為是“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就是當事人回憶錯誤所致。近年來，隨著一手資料的不斷發掘，這些誤稱才得以澄清。當然，目前學界對于早期黨組織的名稱問題還有爭議，爭議主要圍繞在“社會共產黨”和“社會黨”上面，據筆者考證當時應該叫“社會黨”。

首先，一手資料為證。陳獨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發表《對于時局的我見》，首次以“社會黨”自稱。“吾黨對于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1920年10月16日《申報》：何豐林電：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與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并刊發雜志，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1920年10月20的《民國日報》對其進行了轉載：昨閱貴報所載，何使專電稱：社會黨陳獨秀，勾結俄黨及劉鶴林等，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并刊發雜志等語。其次，有回憶錄為證。張申府在回憶建黨初期情況時說到：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信寫得很長，主要講創黨的事，信中說：“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談”（大意如此）。為什么呢？一是因為陳獨秀在北大當過文科學長，認識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適于談，而建黨的事是秘密進行的。二是陳獨秀在北京時，他和守常以及我經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圖書館李主任辦公室來（在紅樓一層靠東南角的兩間房子里），觀點一致。他辦《新青年》，我們經常寫稿。……所以陳獨秀說：“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談”，不是偶然的。當時建黨究竟叫什么名字，這沒有確定，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再次，背景為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好多國家的工人階級開始醞釀成立政黨組織，諸如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美國的“社會黨”等。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1919年3月2日，國際共產主義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組織代表共52人出席會議，中國旅俄華工聯合會的兩位負責人劉紹周和張永奎，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的名義，應約出席了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分析當時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初期組織，可以看出：這些組織成立初期，人員混雜，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所以，大多都冠以“社會黨”的帽子。1920年 4月，俄共（布）遠東局經共產國際同意派到中國來幫助建黨的維經斯基就曾在移民北美時期（1913—1918）加入過美國社會黨。考慮到維經斯基這樣的背景關系，在其幫助下成立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名為“社會黨”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時，我們從《新青年》雜志的封面變化也可窺見一斑。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新青年》雜志為其宣傳陣地。1920年9月，《新青年》雜志自八卷一號起，封面變成了和美國社會黨（SocialistParty）黨徽一樣的圖案。按茅盾的話說：這一期封面上有一個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陳獨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與維經斯基接觸后。把雜志的封面改成美國社會黨的黨徽圖案。應該就是考慮到維經斯基和美國社會黨的關系。

這以后，我們再聯系一下當時的國際背景，俄國革命后，西歐一些社會民主黨內部開始分裂。這些黨內左派紛紛組織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如美國社會黨1901年創立，吸納各種社會主勢力，在191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1919年分裂為三派，社會黨、共產黨、共產主義勞動黨；英國社會黨1919年內部也分裂為共產黨和勞動黨等等。在歐美社會黨分裂組成共產黨的國際背景的傳導作用下，勢必會給早期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成員帶來短暫的選擇上的徘徊，這就印證了前述張申府“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的回憶。綜上史料和背景的考證，我們是不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1920年6月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早期組織一開始命名就有“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選擇問題，只不過在初期更傾向于使用“社會黨”這一名稱。

二、“中國共產黨”稱謂的確定

歐美社會黨的分裂，共產黨的紛紛成立，傳導給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勢必會引起他們對早期黨組織稱謂的重新思考。陳獨秀1920年8月22日發文指出：工人要想改進自己的境遇，不結團體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覺悟的工人呵！趕快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呵！1920年8月13日，留學歐洲的蔡和森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到：黨（社會黨或共產黨）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來看，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利的組織。9月16日又寫給毛澤東一封信：上月寄一長信，大要系主張馬克斯主義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組織共產黨。我以為非組織與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產黨，則民眾運動勞動運動改造運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為了更好地向歐美共產黨看齊，實現從社會黨向共產黨的轉型。1920年8月，陳望道根據英、日文本的《共產黨》宣言，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譯出《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那么何時實現了這個名稱上的轉型了呢？是不是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就改名為“中國共產黨”了呢？這顯然也值得商榷。如上所考證，陳獨秀于 1920年 9月在《新青年》上發表《對于時局的我見》，1920年10月16日《申報》和10月20的《民國日報》對上海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名稱公布的都是“社會黨”。蔡和森1920年8月的來信表明的是一種強烈愿望，即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要向歐美學習，他們都從社會黨轉型為了共產黨，中國應該要走這條路。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才在給蔡和森的信中指出：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出《共產黨宣言》也是上海早期黨組織為實現轉型的準備工作。等一切條件都已具備后，曾經一度加入過美國“社會黨”并在中國進行建黨指導的維經斯基1920年11月7日在《勞動界》上發表《中國勞動者與勞農議會的俄國》一文指出：天下各國的真正勞工農民沒有不表同情于勞農議會俄國的，……美國勞動（者）已經組織了最大的共產黨以作新俄的后援。……我們中國勞工農民啊！我們是否要脫離中外資本的壓制，是否要免除軍閥的痛苦，是否應解放官吏所加的負擔，若是我們要脫離這些困苦境遇，就應該勞工農民互相聯絡起來，然后再和各國勞工農民互相聯絡起來一齊作俄國勞工農民所作的事。同日，《共產黨》月刊在上海創刊，李達任主編。《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旗幟。創刊號《短言》闡明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主張，指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1920年11月《共產黨》月刊封面上方以大號字配以英文 TheCommunist，實際上這種封面裝幀與當時在倫敦刊行的英國共產黨的黨刊 TheCommunist封面非常相似，幾乎讓人以為《共產黨》就是TheCommunist的漢語版。從對雜志的封面和形式的模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在借助于外國的共產黨來摸索中國國內未曾有人組織過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共產黨”的形態。

這以后，在上海“共產黨”的支持幫助下，其他地方早期共產主義組織也紛紛取名“共產黨”。張國燾在回憶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時指出：“我們和陳獨秀互相通信主張各地共產黨小組在沒有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以前，都暫定名為某地區的支部，以便擴展，并正式請求以上海支部負聯絡全國支部的責任。這種主張得到了各地小組的贊成，中共組織的規模因而略具雛形”。“大約在十一月底，我們的小組正式會議決定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包惠僧回憶1920年秋成立了共產黨武漢支部：我記得當時沒有小組這個名詞，凡經中央組織起來的地方都叫支部。王翔千在回憶山東共產黨的發端時指出：以后在中央專人陳樹人（為人）同志指導下成立“共產黨山東支部”。這些回憶錄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稱謂的由來及時間。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