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公務員及領導干部退出機制成為正常退出多樣化、能上能下常態化、過失過錯糾正及時化，需要在制度上勇于創新，在操作上加以完善

現有干部退出機制存在的漏洞

目前公眾對領導干部的引咎辭職、開除公職等情況時有耳聞，對于查處的觸犯刑律的腐敗官員，開除公職也有所聞。從實踐上看，現有的公務員退出有關規定，尤其是領導干部的退出機制還存在一些較大的漏洞。

一是考核尚缺乏可操作性，使得通過考核方式退出難以落到實處。如公務員連續兩個年度考核被評為“不稱職”等級的公務員將被辭退;領導干部考核中“不稱職”票數超過1/3的將被免職。在實踐中，公務員每年按德能勤績的考核往往缺乏具體的考核標準，每年真正被考核為“不稱職”的公務員實在寥寥無幾，并且連續兩年的期限過于寬松。而領導干部考核中“不稱職”票數超過1/3的人又有幾人知道?一般的操作方式是票數不公開，僅為內部掌握，這就使這一規定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信息不公開與監督的缺位，使得領導干部因考核而退出的案例實在少之又少。

二是辭退的情形適用范圍較為狹窄，現有的規定過于寬松。如規定公務員因曠工或者因公外出、請假期滿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歸連續超過15天，或者一年內累計30天的，予以辭退。這些規定對于履行公職的公務人員來講有些要求過低。而且，對于現實中不時出現的公務員上班時間打麻將、進出娛樂場所的行為沒有相關處理規定。

三是官員自覺適用引咎辭職的普遍性還不夠。《條例》規定引咎辭職是指黨政領導干部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不宜再擔任現職，由本人主動提出辭去現任領導職務。總的來講，引咎辭職還是屬于道德層面的一種干部自律制度，是在民意重壓之下加上自我職業道德約束而由干部自覺作出的主動行為。雖然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了某些高官因重大責任事故而引咎辭職，但更多的是許多官員在造成重大損失和惡劣影響后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原位不動，而此時“責令辭職”的適用也鮮有所見。此外，引咎辭職使用不當還極有可能使其成為官員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種手段和方式。因此，要避免 引咎辭職成為官員逃避責任的合法外衣，必須有更加細化的規定。

四是官員調任或轉任至其他單位任職(而且常常是領導職務)，有變相安排干部之嫌，且往往為接收單位所詬病。《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可以從機關調任、轉任到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和群眾團體擔任領導。對于以這種方式任職的領導民間通常稱為空降干部。干部交流本是件好事，但在執行過程中，難免變味走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制度嚴重挫傷了接收單位廣大干部職工的積極性，使得為本單位職工所信服的、苦干出來的領導干部難以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