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個受人凌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為獨立自主、充滿生機活力、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一切成績的取得，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善于結合中國實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和毛澤東思想的確立，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己任，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當時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在民主革命斗爭中，逐步形成了嶄新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毛澤東對這個理論作出了最突出的貢獻。

早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了中國革命不容忽視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分清敵友。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保ā睹珴蓶|選集》第2版第1卷第3頁）并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辨真正的敵和友。二是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在黨中央領導人集中從事工人運動時，毛澤東就深入到農村考察農民運動，并在考察報告中深刻闡述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農民運動的極端重要性。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先后發動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另辟新路，及時組織和領導了秋收起義，把隊伍帶到井岡山，創建了黨領導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在他所起草的《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報告和決議中，從武裝斗爭、土地革命、農村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四位一體地深入探討了中國革命道路這個主題。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深入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名著。特別是1939—1940年，他先后撰寫和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三篇巨著，從論述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到第一次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再到系統地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至此，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已經形成，它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基本內容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主要內容是：（1）關于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勾結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2）關于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和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就革命的動力來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主力軍，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同盟者；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3）關于中國革命的步驟和前途，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4）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是在探索中開辟出一條在農村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經過長期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5）關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第二部分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有一個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三大綱領。政治綱領：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政權。經濟綱領：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領導的多種經濟成分組成。文化綱領：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適應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發展需要并為之服務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三大綱領，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綱領》中得到充分體現。

二、毛澤東思想的確立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我們黨在民主革命中的一個偉大理論創造。為了使這一理論在實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要求用一定名稱把它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推進這一歷史進程的是兩大事件。

一是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路上召開遵義會議，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解決了當時關于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路線問題。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在內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二是延安整風。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從1942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場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的方法，是從認真閱讀整風文件著手，聯系個人的思想、工作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肅清“左”傾教條主義的流毒，真正達到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思想一致。毛澤東先后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三個報告。經過全黨整風，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高級干部對歷史問題的討論，實現了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全黨認識的高度統一。

在整風運動中，全黨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革命功績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共產國際經過長期觀察，也充分肯定毛澤東。早在1938年4月，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如實報告情況，促使共產國際承認并支持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同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在接見王稼祥、任弼時的談話中明確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王稼祥選集》1989年版第138、141頁）這就為評價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提供了有利條件。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著名理論家張如心就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并對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作了系統論述。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后來被全黨接受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并且論述了毛澤東思想成長、發展與成熟的過程。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擴大）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隨后召開的黨的七大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劉少奇在黨的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保ā秳⑸倨孢x集》上卷1981年版第333頁）這些充分表明，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既不是自封和自定的，也不是委任和指定的，而是全黨的審慎選擇，是歷史形成的。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根據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在運用時不能照抄照搬，必須結合實際。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1卷第248頁）列寧堅持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指出：“我們完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依據”。但是，“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1卷第273—275頁）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期間，在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對共產國際決議與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斗爭中，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概念。他說：“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耙虼耍R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保ā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1卷第658—659頁）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貢獻。

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涉及三個重要環節：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思想體系、基本原理、精神實質了解和把握的程度；二是對中國實際，特別是對中國基本國情認識的廣度和深度；三是“相結合”的能力，即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主要體現為理論創新、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歷史經驗證明，“相結合”和“中國化”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無休止的過程。一旦離開它，就要發生失誤和錯誤。

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偉大歷程中，始終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民主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標志的毛澤東思想并將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為我們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