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爽（以下簡稱劉）：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解放思想是有邊界的”，是否意味著解放思想到頭了？

姚　桓（以下簡稱姚）：當然不是。提出邊界問題，絕不是要限制思想解放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是要給永無止境的思想解放畫句號。我的意思是說，解放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重要內容，是有科學內涵和明確要求的，即以實踐來檢驗一切，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見十六大報告）解放思想是改革發展的發動機和助推器，改革發展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思想解放。

劉：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解放思想的經典之作。他在這篇重要談話中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石破天驚的論述，沖破了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畫等號的傳統思維定勢，為確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模式掃清了思想障礙。這是以思想解放推動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生動例證。

姚：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閃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涌現大量新思想、新舉措的同時，錯誤的乃至荒謬的東西也會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出現，損害改革大業。這就決定了，解放思想不是一個可以無邊際濫用的口號，更不能成為包容各種思想的大筐，必須在解放思想中恪守一些原則。這就是邊界的含義。其實，這并不是新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浪潮剛剛掀起、黨內和社會上思想既活躍又混亂之際，鄧小平就代表黨中央及時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澄清了模糊認識。30多年改革開放，黨始終倡導解放思想，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同樣一以貫之、毫不動搖，正因為如此，才保證了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劉：當前我們面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任務，發展出現了階段性特征和新情況、新困難。今天的改革發展強調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由增量式改革變為調整式改革；宏觀目標由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變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變為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由超常規發展變為漸進式、可持續發展。因此，還要強調思想解放。那么，新階段思想解放的任務是什么呢？

姚：我認為新階段解放思想的任務就是，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學發展的錯誤思想和過時觀念，樹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新觀念。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為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不能簡單理解為發展的速度更快，還要求發展得更均衡、更環保、更有后勁；社會主義不僅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還要正確地調節人們的需要，消除資本主義惡性競爭導致人們無限追求物質享受的畸形需要心理，以更高層次的精神需要支配物質需要。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給世界樹立榜樣，這也關系到中華民族幸福的未來。因此，長期以來被認為天經地義的GDP至上、速度第一等思想還需破除，綠色GDP、又好又快、幸福指數等觀念需要在頭腦中扎根。

劉：如此說，新階段的思想解放要求更高、難度更大。

姚：是的。新階段的思想解放要以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為前提。這四個“基本”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人民艱辛探索的結果，本身就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產物，也是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政治基礎。所謂解放思想，是要堅持和豐富這四個“基本”，并以此為指導，進一步研究新情況、解決新矛盾，探索如何實現科學發展的新問題。拋棄這四個“基本”去搞什么“解放”和“創新”，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就會與改革目標南轅北轍。

劉：這個問題極為重要。實際上，我們黨推動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同推進和深化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請結合政治體制改革談點看法。

姚：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與依法治國的統一。這里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堅持根本制度下擴展改革空間，從具體體制和機制上實現“三統一”。 包括突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這一“瓶頸”，通過執行黨的干部政策和黨組織推薦等程序，把人民信任的干部選拔到領導崗位，理順權力授予關系，以“權由民所賦”保證“權為民所用”；也包括在保證黨的統一領導和政府權威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防止權力過于集中。解放思想，一是要破除把發展民主與維護穩定對立起來的思維定勢，認識在共產黨領導下有序地推進民主是穩定之本，而非致亂之源。有這樣的認識，才能采取積極慎重的改革步驟。二是要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模式。西方民主是人類民主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這樣的民主形式在西方出現有一定必然性，也暴露出許多弊端。在對待西方民主問題上有兩種偏差：不做具體分析、一律視為洪水猛獸，采取“對著干”的態度，這是僵化和教條主義；視西方民主為人類民主的最高形式，盲目崇拜，同樣是僵化和教條主義，突破這兩種僵化和教條主義，探索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借鑒一切有益的經驗和做法，自主創新，最終創造出高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劉：有了基本前提，還要解決思想解放的標準問題。我認為新階段思想解放的標準仍然是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規律。

姚：正是這樣。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是相輔相成的，解放思想是達到實事求是的途徑和條件，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標準和根據。離開解放思想，認識被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主觀主義所束縛，實事求是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離開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可能變成主觀空想甚至胡思亂想。二者相互聯系，具有內在的同一性。人們在認識和實踐中把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統一起來，就是要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現實中在解放思想名義下搞的盲闖蠻干行為，包括突擊性開發、為招商引資而搞的“政策優惠大戰”、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高指標以及各種短期行為等等，是對實事求是的背離、對解放思想的歪曲，會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結果只能是欲速不達、勞民傷財。

劉：我們總是在強調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統一，可在落實上是難而又難。

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解放思想達到實事求是并非易事。“實事”即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而客觀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去的“是”不等于現在的“是”，更不等于永遠的“是”；“求”是不斷探索、思考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存在著陷入迷途的危險。同時，新階段我國通過改革促進發展的條件和具體要求也發生了變化。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打破平均主義、鐵飯碗，采取突擊式的行動就可以在短期內取得明顯效果甚至轟動效應；而今天改革的任務則是解決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優化發展環境、創造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這種改革的直接效果不明顯，而公眾對改革的審視判斷更加理性、甚至有些苛求和挑剔。看不到事過境遷、今是昨非的變化，仍然被改革初期的一些認識和做法所束縛，就會違背實事求是，也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姚：還有一個思想意識方面的重要原因，即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落實黨的宗旨，促進發展、造福人民。所以出現違背實事求是的現象，根本問題是解放思想的目的發生了模糊和混亂。據報道，一些城市發展中出現“強拆論”，宣傳“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在這個奇談怪論支配下，個別官員把行政法規當作發展的羈絆，甚至鼓吹為拆遷而“良性違法”。其實，在城市發展中，人民生活的提高，幸福、尊嚴和各種權益的實現，遠比工程進度和面貌改變更重要，前者不僅是發展的目的，而且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和動力。“強拆論”實質是把發展同人民利益對立起來，因而絕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思想的倒退和混亂。少數干部急功近利，在利益驅動下，打著促進發展的旗號與民爭利，這是對解放思想的最大干擾。要懂得，決定思想解放程度的，不是膽大妄為，不是政績沖動，不是急躁浮夸、嘩眾取寵的作風，不是不計成本、敢交學費的“魄力”，而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對人民利益的忠誠精神。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執政為民、改革為民、發展為民，時刻考慮人民是否滿意、贊成、擁護、答應，杜絕“官念”和私心，才會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劉：您認為新階段解放思想的途徑是什么？

姚：途徑還是認真學習、系統思考、貫徹群眾路線。這是老話，但是包含著許多新內容。拿學習來說，不僅要一般地了解學習對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而且要有學習的高度緊迫感。從宏觀看，當今人類發展呈現加速推進的趨勢，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才能透過現象把握世界和中國的大局及發展大勢，使考慮問題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把握思想解放的方向。學習一切有關現代化的知識也是今天解放思想的科學文化基礎。如果說農業文明時代是土地創造財富、工業文明時代是資本創造財富，網絡文明時代則是知識創造財富。有研究表明，在全球生產總值增長中,知識份額由20世紀初的5%上升到今天的80%到90%，21世紀是知識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世紀。知識更新的速度加快，近50年來新產生的知識是幾千年來知識量的總和。所以學習型組織理論有一種新理念叫“L> C”。“L”即英文“learn”（學習），“C”即英文“change”（變化）；“L> C”,即只有學習的速度大于變化的速度，組織才能生存和發展。

在學習的基礎上系統思考，是對思想解放的新要求。因為新階段的改革要完成復合性綜合性任務：既要對經過實踐檢驗的改革措施加以堅持和完善，也要對不完善、不適應的措施加以調整；既要建章立制，又要注意各項制度的有機銜接、成龍配套、形成機制。機制不是制度的簡單疊加，而是以制度為依托建立的有明確目標、實施步驟和保障措施的工作方式。創新機制是需要系統思維的。“利益是敏感的神經”，目前最困難的是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在總資源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對某種資源配置狀態進行調整，使一些人的境況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狀況至少不變壞，符合這一性質的調整被稱為“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啟示我們，不應該在滿足一些人的利益時損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共進、雙贏、普惠應當成為下一步改革的原則。而在實際生活中，任何措施的執行都有“利”和“弊”兩方面，要全面考量，決定取舍，使攻堅性的改革措施和配套性的措施相協調，最大限度地保證改革措施的普惠性，爭取收效最大化和代價最小化。

劉：說到貫徹群眾路線，它歷來是解放思想的題中之意，今天強調這一點是有新要求的。人民群眾的實踐是思想解放最好的學校。當年改變了農村乃至國家面貌的聯產計酬承包制，就是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今天，改革的動力和破解改革難題的智慧仍然來自人民群眾。在科學理論指導下深入了解國情、省情、區情，從群眾的實踐中總結經驗，才能確立新觀念，產生新思路。如果脫離實際和群眾，閉門冥思苦想、執意標新立異、單純為強調思想解放而另辟蹊徑，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主觀主義的泥坑。

姚：還有，貫徹群眾路線需要調查研究，但為什么現在調查研究的手段先進了，卻時有形式主義出現呢？我認為搞好調查研究，首先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的科學態度問題。便捷的交通、迅速掌握信息的手段、科學的統計方法，是調查研究的技術保證，但是，群眾的意見需要概括，群眾的智慧需要提升，群眾的心理需要分析，群眾的情緒需要感受，這些都不可能單靠先進的技術手段解決，電腦永遠不可能代替人腦。如果以為信息時代“點擊鼠標便知天下事”， 不做艱苦細致的工作，不切實深入基層和群眾，單純靠網絡搜集數據，這樣的“調查研究”已經完全走樣變形了。 調查者要有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老老實實向群眾學習的態度、真心實意與群眾平等交流的愿望，把群眾路線的傳統經驗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調查研究科學化，為思想解放奠定基礎。

（作者：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兼職教授、北京黨建研究基地首席專家；中國黨政干部論壇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