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關懷弱勢群體和怎樣看待文學關懷，我的理解是既然“文學是人學”，它所有的觀照對象在權利上都是平等的

這就涉及如何關懷弱勢群體和怎樣看待文學關懷人的問題。它與打工文學的發展也有著直接關系。這里不妨作一點延伸。我感到，對關懷人的問題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或多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念。我注意到，有一種聲音在強調，要充分認識豐裕年代的生活現實，不能總靠描寫無告的小人物，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弱勢群體，市場時代的落伍者來體現人文關懷，不要總是搞苦難崇拜，或者把貧窮神圣化和道德化。是否應該正視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是否更多地表現他們的智慧、財富、成功和生活價值觀？不能老拿舊眼光看人，對都市中生活優越的年輕人，對他們身上所表現的小資情調，不該一味責備，應該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可是，另外一種更為強大的聲音卻認為，人文關懷怎么可能不通過對底層人物命運的關懷來體現呢？這是現實主義的根本。自有批判現實主義以來，一個最深刻的傳統，就是對小人物、無告的人、平民，尤其是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的關懷；如果離開或者拋棄了這一點，不再為他們的疾苦吶喊，還能叫現實主義嗎，還是富于良知的文學嗎？這里實際提出了文學究竟應該關懷誰、如何關懷等等值得深思的大問題。

既然“文學是人學”，它所有的觀照對象在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當然，這種權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著文學對每個對象都給予平均表現。馬斯洛在論述人的欲望滿足時，認為任何人都存在著五個層級的需要，從基本層次的生存需要依次遞增到高級層次的自我實現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因此，人在任何階段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都存在著包括文學在內的其他需要。但是，由于每個人都處在不同的具體情境下，他們對文學需要的輕重緩急也是不同的。在文學的生態園中，當哪一類人的需要與文學的矛盾更尖銳、更需要釋放時，文學就應該對他們給予更多的關注。目前，由于文學遠離大眾而導致日漸邊緣化時，我認為應該對“沉默的大多數”投注更多的關切目光，文學應該有充分的底層意識，因為他們是大多數。但是，決不能說，只有寫了底層、平民、弱者、農民、無告的人，才叫現實主義，別的都不是。也許正確的理解仍然應該是：對弱者關懷他們的生存，對強者關懷他們的靈魂。時代已經發生巨變，“人民”的涵義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現實主義也在發生深刻變化，我更主張一種更為開放的吸納了多種方法和積極元素的新現實主義。

目前打工文學及其相關主題，在一些打工作家，專業或半專業作家那里，是真實地描繪了打工族的生存困境，血淚悲歡，以及城市想象，身份認同，性資源的被掠奪，政治民主的訴求等等。事實上，這是無所不包的，幾乎涉及中國所有問題。前一階段的寫作，寫打工者“慘遇”的比較多，貼近生計，如拖欠工資，身份歧視，某些外企資方對人的凌辱等。另一方面，寫打工者“奇遇”“艷遇”的也比較多，其中不無脫離實際的白日夢，想象之詞居多。而最新的情況表明，打工文學最初就是寫藍領生活，到了今天，發生很大變化，以前的藍領中的不少人，通過努力有了技術和文化，已經轉化成了白領，于是打工文學也有了延伸，也有了新的分類，寫白領生活的，現在叫作職場文學，代表作如《杜拉拉升職記》。當然，是不是打工文學的質地，讀者一眼就會認得出來的。

我認為，對打工文學來說，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應該更多地描寫農民工在社會、經濟轉型下靈魂的嬗變與痛楚，表現人的自尊，覺醒，讓打工者成為健全的自我主體。就創作者的姿態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啟蒙上，也不能停留在吐苦水上，應該更多地把筆觸放到表現人的精神世界上去，主要是自我意識和人性意識的覺醒，人的尊嚴感和自尊感的追尋，新道德的繼承與重建，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等等。如此發展下去，我認為將會出現打工文學與專業作者的“底層敘述”的交匯，直到失去界線，海天一色，融為一體，打工文學遂逐漸消失在文學整體之中。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一步成熟，隨著作為社會問題的打工者生存問題的逐漸合理解決，隨著幾代打工文學作者的茁壯成長，作為一個專用名詞的打工文學不久的將來或許就會消亡。繼消亡而起的將是文學界新生品類和新生力量的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