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和發展向何處去，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做到實事求是，最根本的是要有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腦子里時刻不忘發揚民主、改善民生，我們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

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推進，方針、政策如何制定，很多是和吸取蘇聯劇變教訓聯系在一起的。近年來，中國學界對有關蘇聯的歷史、蘇聯劇變的原因等方面的研究，存在明顯的分歧。這些分歧和中國的政治思潮有關，也和對中國的歷史、改革開放歷程、中國的發展前景的不同看法聯系在一起。因此，對蘇聯劇變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澄清和總結，對于樹立正確的看待中國問題的看法是有好處的。

“輕”與“重”要有度，過度就要出問題

蘇聯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姓“社”或者姓“資”的問題，也不是左傾或者右傾的問題，而是“度”的把握問題，過度就要出問題。我曾經將蘇聯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歸納為“八重八輕”：重政治輕經濟，重工輕農，重重工、輕輕工，重軍工輕民用，重計劃輕市場，重速度輕效益，重積累輕消費，重國家和集體利益、輕個人利益。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發展前期，這樣的發展戰略對于改變蘇聯經濟文化的相對落后局面、打破外部帝國主義的包圍、抵御戰爭威脅、趕超資本主義強國，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它顛倒了政治與經濟在整個國家建設中的位置，過分夸大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反作用，有時實際上把鞏固政治權力當成“第一要務”；過分強調權力的集中，而忽視民生和民主，使得權力在民主不充分的條件下被異化為個人、小集團或權貴階層的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這就容易導致黨和國家的性質異變。

蘇聯模式對于中國的影響

蘇聯模式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影響實際上在這個模式形成過程中就開始了。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聯共（布）通過高度集中原則的共產國際推行布爾什維克化，就已把蘇聯的經驗和模式強加于中共和中國革命。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曾把蘇共當成“最好的先生”，在毛澤東的倡導和號召下，全國掀起了深入人心的學習蘇聯的高潮。這個學習，既取得過重大成就，也有不少失誤。尤其是在經濟體制和文化建設上，存在突出的照搬照抄的毛病。

但中國的基本政治體制并不是照搬蘇聯的。一沒有照搬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二沒有沿用蘇維埃的構成形式，而是采取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三沒有采用蘇聯共產黨一黨獨存、一黨執政的體制，而形成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了民主黨派和各級政協，就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彈性，有利于應對緊張政局；四沒有搬用蘇聯的聯邦制國家結構形式，而是建立了單一制的國家，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和中共的實踐經驗，確立了富有創造性的政治體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仍然堅持這些制度，可見其生命力。但必須看到，改革開放前，黨政不分、干部實際存在的終身制，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不完善，個人集權等蘇聯政治體制的嚴重弊端同樣存在。此外，在城鄉關系（二元經濟結構），政治任務與經濟任務位置的擺法，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等方面，從理論到實際執行的方針、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類似蘇聯模式。

從中蘇兩黨出現分歧和開始大論戰以后，中共由國際反修到國內防修，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背離了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造成“文化大革命”長期的、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誤，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和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國際上反修、國內開展“文化大革命”中，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方面，在用“政治”、“革命”、“階級斗爭”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方面，中國不僅沒有走出蘇聯模式，在某些方面比蘇聯走得更遠，也更加理論化。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革除蘇聯模式弊端的過程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時期的革除曾經深刻影響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蘇聯模式的弊端的過程。關于這一點，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幾個月就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國家體制，“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要重新思考體制問題。在蘇聯解體前夕，鄧小平又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在這里把蘇聯模式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改革開放的關系完全點明了。

改革開放30多年，正是我國從蘇聯模式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的過程，中國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很多都和我們吸取蘇聯劇變的教訓有密切聯系。首先從政治上來講，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干部問題解決不好，是蘇聯模式最要害的地方。中國的改革抓住了這兩個問題。我們現在的改革可以說，已經有一個新的起點了。其次，從經濟體制來看，我們有兩方面和蘇聯模式不一樣，一是我們不再強調計劃和指令，而講市場經濟，當然這種市場經濟也是受宏觀調控約束的。二是我們不再是單一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競爭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再次，從文化上來看，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已經和當年的蘇聯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時代化、中國化、大眾化，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度和蘇聯時代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我們和蘇聯經驗不同的一點。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一國的社會主義，是封閉的，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可以在孤島上來搞的，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來處理。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進行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重要的一條。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是世界公認的。

吸取蘇聯教訓，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經驗。制度設計者的目標是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經濟的長處結合起來，把它們消極的內容排除出去。但社會實際往往比理論和理想要復雜很多。問題在于存在著這樣一些人，他們把蘇聯模式當成正宗的社會主義，喜歡專權，不喜歡民主；另一些人則把西方式的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視為經濟運行的常規，把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不公視為社會發展的常態。這些社會思潮的影響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不可小視的市場。另一方面，執政黨領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不長，體制和機制尚不完善、健全；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面臨的任務首先是解決13億多民眾的溫飽問題，不能不強調國民經濟總量的增加，突出經濟發展速度，“效率優先”，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還沒有擺脫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不平衡問題就顯現出來。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取得世界公認的輝煌成績的同時，在發展的道路上，出現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資源消耗、浪費過大，環境破壞嚴重，以及少數干部腐敗墮落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蘇聯模式弊病的深遠影響和市場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的反映。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處于十字路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臨著很大的考驗。如果搞得好，中國可以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發展模式。如果搞不好，可能就面臨失敗的結局。不過積極的力量在于，黨中央國務院一直在努力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能說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就看努力的程度，看我們的智慧，看我們是否認真執行十七大和幾次中央全會決定的方針、政策，是否不動搖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蘇聯的教訓對于改革的借鑒意義在于，一定要明確中國社會發展、中國改革朝什么方向走才比較正確、比較穩妥。中國改革和發展向何處去，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做到實事求是，最根本的是要有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腦子里時刻不忘發揚民主、改善民生，我們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人民論壇記者杜美麗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