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白話報》是辛亥革命黨人最早運用白話文宣傳的報刊之一。

在辛亥革命黨人所進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爭中，與暴力手段（包括起義和暗殺）所緊密配合的另一種方式，就是進行革命輿論宣傳活動。如果把辛亥革命運動比作一駕馬車，那么，暴力斗爭和輿論宣傳便是缺一不可的兩個輪子。就后者而言，其宣傳的效果又是與策略手段的運用密切關聯的。總的看來，當年辛亥革命黨人輿論宣傳的策略手段有著較高水平，試從下列幾個方面簡要論之。

一、演說鼓動者多為高水平的革命演說家，孫中山、秋瑾等人的演說可謂宏論滔滔，蕩人心魄

輿論宣傳的主要方式不外口頭和文字兩種。口頭宣傳對于辛亥革命黨人來說，是最為日常化的一種宣傳方式，他們從不乏這方面的高手。像孫中山自年輕時就有很好的口才，說話頗具鼓動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憶述，說他逢事“議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據孫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學醫期間，他便與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及至他后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隨時隨地的口頭宣傳工作更是做得有聲有色。

聚眾演說，更是辛亥革命黨人進行口頭宣傳所特別重視利用并得以大顯身手的方式。其黨人中還有諸多堪稱革命演說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會集”，“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以撰寫《革命軍》而聲名大震的鄒容，也具有這樣的演講感染力，有謂“凡遇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與鄒容結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也是演講高手。“蘇報案”出獄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黨人和留學生集會歡迎的場合，作慷慨激昂的長篇反清革命演說，令聽者蕩氣回腸，為之感奮，當時天正下雨，聽講者數千人竟“咸植立雨中，無不動容”。

文字宣傳較之口頭宣傳更有其無可替代的優勢。尤其報刊這種新興的大眾傳媒形式，更為辛亥革命黨人所重視。早在1899年，陳少白就奉孫中山之命在香港籌辦起《中國日報》，該報“宣傳排滿，做革命黨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題目，內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滿思想在內，為一般讀者所愛讀”。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革命報刊更是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從內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簡直是鋪天蓋地。僅據曾親與其事的馮自由在《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所列舉，清末時各種形式的革命報刊即有110多種。

除了報刊媒體之外，書籍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傳形式。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運思和累積性寫作的專深著述相對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傳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書》那樣的具有相當專深學理蘊涵的著述，也有像劉成禺（漢公）的《太平天國戰史》那樣的借史學體裁來為反清革命張本之作，而更多的則是直截了當地宣傳現實革命的讀物。可以說當時的革命書籍既具有針對不同層面讀者的形式多樣化特點，又有著異曲同工地宣傳革命的統一內容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