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進行預測是近年來國際經濟界的一門“顯學”。“十二五”規劃把未來5年的年均經濟增速定為7%，但一般認為這是一個保守的數字，至少可達到8%以上。更有一些學者預計，鑒于中國充足的人力資源優勢、發達的制造業、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可保持年均8%的增長水平。

比如，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前不久在出席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發展論壇時就預料，未來 20年，中國經濟將以平均每年 8%的速度繼續增長，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林毅夫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樂觀看法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的觀點。

過去30年，中國經濟創造了年均9.8%的增長奇跡，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占到全球經濟規模9%。以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再創造一個30年的高速增長奇跡恐非難事。但是，這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上的，如果抽去這些前提，還按目前的發展方式進行，不但不可能再造一個經濟增長奇跡，即使鉚著勁動用全部資源保持10年的經濟高增長，其所導致的后遺癥遲早會爆發，并吞沒經濟增長的成果。

這些前提正如林毅夫所說，中國須要調整其內部經濟結構，不能長期擁有大額貿易順差，并需解決收入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社會問題。現時很多大型銀行只向高收入人士提供服務，而不少國企都獲得政府資助，因此中國應對金融體系和電信等行業進行改革，防止壟斷。此外，中國需解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事實上還不止于此。眾所周知，中國30余年的經濟高增長，是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失衡為代價的，如過度依賴出口與外部需求拉動制造業發展，內需與外需比例嚴重失衡；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拉動投資增長，私人投資相對疲軟；過度依賴外商直接投資，國際資本收支結構失衡；過度依賴東部沿海地區，全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過度依賴城市經濟發展，城鄉發展失衡，等等。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經濟發展雖然很快，但國民所得不多，致使對經濟健康發展所必需的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多年都啟動不了。

中國的發展方式是所謂粗放式發展，即靠犧牲資源和環境，以及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來謀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如果說，在改革的初、中期，這是必要的，因為那時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做大蛋糕，而對一個資本高度稀缺和技術高度落后的國家來說，要吸引外資和技術，就必須用優惠的條件，包括壓縮資源、能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價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別是，我們自身的資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尋找投資機會時，還把追求GDP的高增長作為政府的主要任務、以經濟社會發展一系列失衡為代價，就成問題了。而現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體制的慣性；政府掌控資源的能力非但沒有縮小而且還在加強；多年高速增長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擾；經濟結構的固化；工會力量的弱小；農民工的市民化進展緩慢；外部需求對中國過剩生產能力的消化等體制、結構條件依舊。

然而，金融危機把中國這種粗放式發展逼入了絕境，難以為繼。金融危機首先打破了中國經濟對外需的高度依賴。從過去幾年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依賴于美國的消費。如果美國的過度消費能夠維持，那么這種增長模式就能夠維持，但危機恰恰表明美國的過度消費難以為繼。盡管隨著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逐漸走出危機，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開始恢復，中國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長，但有了危機的教訓，表明這種外需是隨時可中斷的。例如，今年2月，中國再次出現貿易逆差，而據估算，今年一季度可能首現貿易逆差。這就告訴我們，不能把中國經濟增長的希望長期寄托在發達國家的需求上。在后危機時期，各國為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紛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也將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而人民幣一旦大幅升值，對依賴外需的中國出口企業無疑會產生非常大的負面作用。

中國在危機時還實行了4萬億投資計劃，其負面影響也正在逐步顯現。由于 4萬億是以投資替代外需，以政府代替市場，同時加快銀行放貸彌補市場流動性不足，以及延緩要素領域的改革，雖然保證了中國經濟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下實現8%甚至更高的增長，但也惡化了投資和消費的矛盾，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壓力，進一步擠壓民企生存空間，流動性泛濫導致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出現泡沫等，更危險的是，它使政府干預經濟的能量更大。

因此，如果說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提出了一個再平衡問題，那么，中國其實也面臨著嚴峻的再平衡任務。換言之，中國經濟若要再造一個30年的高增長奇跡，必有賴于自身再平衡難題的解決。它包括注重經濟增長的平衡性，權衡好經濟發展中的當前矛盾和長期問題；注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平衡性，讓社會個體公平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和成果；注重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友好的平衡等方面。

“十二五”規劃提出了把轉變發展方式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來抓，重點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正是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所在。但知易行難，這需要改革和決策者拿出非凡的勇氣，需要社會各方有長遠眼光，即使為自身長遠利益計也應放棄部分眼前利益。否則，轉變發展方式很難實質推進。所以，在再平衡問題上，我們其實沒有回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