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3年的一天，在晉國國都絳城的廣場上，一隊士兵汗流浹背地運來了一座480斤重鑄滿了文字的大鐵鼎。鼎是官方鑄的，主持人晉國大夫趙鞅和荀寅都是晉國執政六卿中的骨干人物，不奇怪。鼎的內容也是官方的文件，是晉國前任正卿范宣子士匄于公元前550年制定的刑書，也不奇怪。然而，奇怪的是，這件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卻在“國”際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已近不惑之年的至圣先師孔丘先生，聽到這件事之后捶胸頓足地大呼“完了，完了，規矩亂了，晉國要亡了！”（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夫子為什么要這樣驚詫呢？拿他老人家的話來說就是，“貴賤不錯亂，這就是所謂的規矩……現在廢掉這個規矩，而鑄造刑鼎，讓老百姓從鼎上就能看到法律條文了，他們哪還能再尊敬那些貴族？貴族又怎能保守祖宗基業呢？貴賤等級沒有了，還怎么治理國家呢？”（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如同夫子的其他著述一樣，這段話也有些讓人似懂非懂的。為什么老百姓能看到法律條文就不會再尊敬那些貴族了呢？在此23年前另外一位老先生，晉國大臣叔向的類似評論就把孔子沒有說透的這段話給說出來了。

當時鄭國執政子產干了一件跟趙鞅和荀寅差不多的事情，也鑄了一座大鼎，將國家法律條文鑄在上邊，并把鼎放在城中繁華之處向世人公布。此時的叔向老先生就像后來的孔子一樣，表示驚詫莫名，他給子產寫了一封信，信上說“若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征于書，而激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這段話的意思就明白多了——為什么不要把法律明白寫出來呢？就是要讓老百姓沒法跟貴族老爺們講理啊！如果法律寫出來了，老百姓就可以引用法律“以征于書”去對抗貴族老爺們啦！

的確，孔子和叔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要知道，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不是執法的人——因為他們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戲規則”辦事；甚至也不是立法的人——他們雖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來制定“游戲規則”，但一旦規則制定出來，他們仍然不得不受規則所約束；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是那些不想把法律條文寫出來、他的話就是法律的人！按中國傳統的說法，這叫做“口含天憲”。

春秋時期奴隸主貴族“臨事制刑，不預設法”，可以隨意對平民及新興地主用刑，權力可以說是大到了極點。即使有人制定了一些法律——譬如前面提到的晉國正卿范宣子所制定的《范宣子刑書》，也會被藏于秘府，為貴族所壟斷，不能讓百姓知道。只有保持這種神秘性和恐怖性，才便于貴族隨意處置百姓。然而，刑鼎一鑄，這種壟斷被打破了，老百姓也可以引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自然貴族階級的權力也就被削弱了。

事實上，正如孔子和叔向所懷疑的那樣，刑鼎的問世并不是某位卿大夫無意間的一時沖動，而是在奴隸社會日益衰落，新興封建地主階級不斷攫取政權的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的必然產物，在刑鼎之中確實蘊含著削弱奴隸主貴族權力的意圖。拿晉國來說，刑鼎的出現就有幾個大的政治背景。首先是代表舊勢力的晉君的式微。從晉平公開始（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在位），晉國君權就開始逐步滑落，大權逐漸轉移到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各家卿大夫手中，其中最有實力的就是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等六卿。前面提及的幾個人物中，范宣子士匄是范氏族長，趙鞅（即趙簡子，趙氏孤兒趙武之孫）是趙氏族長，荀寅是中行氏族長，都是六卿中的代表人物。范宣子制定刑書，趙鞅和荀寅再把它鑄到鼎上，首先針對的就是晉君。有了成文的法律，卿大夫們就可以藉此與君權抗衡，而晉君則像被套上了緊箍咒，再也不能像70年前趙氏孤兒案中那樣隨意的屠殺大臣滿門了！其次是晉國六卿之間的競爭與平衡。六卿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競爭的一面，在晉國政壇上形成了各卿輪流坐莊，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六卿中還沒有哪家具備壓倒性的優勢，可以一舉打破平衡、消滅其他對手的情況下，為了維護相對穩定的局面，獲得和平發展的空間，六卿之間也需要通過協商建立一套共同承認的、能夠用來調解彼此之間矛盾的游戲規則，而這正是刑鼎可以起到的作用。最后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六卿之下的士人（小地主階級）、國人（城市平民）等群體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提升，六卿通過鑄刑鼎的舉動，也是在向這些群體讓渡一部分權力，以取得籠絡人心的作用。

果不出孔子所料，鑄刑鼎的舉動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導致了晉國的滅亡。隨著晉君權力不斷向卿大夫轉移，在刑鼎鑄就的 79年之后，公元前434年，六卿中剩下的韓、趙、魏瓜分了晉國的幾乎全部土地，史稱三家分晉。而晉君則從此開始名存實亡，并于58年后徹底從歷史中消失。不僅晉國如此，以三家分晉為標志，中國由春秋邁進了戰國，由奴隸社會走向了封建社會。

雖然這一切的后果對孔子這些舊制度的衛道士們來說是悲劇，但對其他人來說卻未必。晉國和舊的奴隸制度是毀滅了，可在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韓、趙、魏三國卻代表了新生的、更為先進的階級和生產關系，通過一系列的變法圖強，他們將帶領中國走向新的輝煌。不僅中國如此，全世界也都是如此。從廣義上來看，鑄刑鼎的舉動實際上就是將法律明確化、制度化，不允許隨意更改踐踏。當然，不見得非要鑄成鼎，甚至不一定要以法條法典的形式存在（明確的判例法制度也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這一做法的政治影響前面已經在晉國的例子里分析過了，而對人類社會發展影響可能更為深遠的，則是前面尚未分析到的經濟影響。要知道，對于經濟，特別是對于工商業而言，要想實現健康發展，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對未來的良好預期。在統治者“口含天憲”的時代，這樣的社會環境和良好預期都是不會存在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游戲規則，統治者可以任意剝奪工商業者的財產甚至是生命。在一切都是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人們怎么能夠期望工商業者們能夠有長遠的目光、積極地投資再生產呢？中國古代為什么工商業始終發展不起來？工商業者們一旦賺到一些利潤，為什么不是拿去購置田產，就是肆意揮霍，很少有繼續投資發展生產的？這與在中國鑄刑鼎、健全法制的做法沒能夠繼續推進下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因此，總體來說，刑鼎的鑄造，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產物，是新生力量反抗舊勢力專制統治的結果。趙鞅和荀寅鑄刑鼎，是歷史大勢所趨，不奇怪。而孔子站在捍衛舊制度的立場上，看到了刑鼎對奴隸主專制的巨大威脅，從而跳出來罵刑鼎，從他的角度來看，也不奇怪。

然而，真正奇怪的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今天，卻也有很多人、很多有關部門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阻礙著刑鼎的鑄造。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人阻撓的不是狹義上的鑄一口鼎，或是以別的什么方式把某些法律條文記錄下來。他們反對的是廣義上的刑鼎，也就是說反對建立一套明確的、客觀的、合理可行的法律法規體系，從而以此來保護自己的權力和這些權力所帶來的利益。

這些人阻撓“刑鼎鑄造”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較直白的方法包括在法律法規體系中留下某些空白或是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或是搞一堆“內部掌握”的政策（與晉國把《范宣子刑書》藏于秘府何其相似）。但畢竟依法治國是當今國策，這種過于直白的方法不好用得太多。因此，更多的做法則是比較間接的。其一曰模糊：法規條文既可以這樣理解，又可以那樣理解，究竟怎樣理解才對，只有有關部門說了才算，而有關部門每次說的也不一定一樣，要一事一議。其二曰過時：多少年前的老皇歷，早已無法適應當前的實際情況，也不廢除或修改。遇到了事情，有關部門既可以照章辦事，也可以與時俱進，全憑他一張嘴、一顆印把子。其三曰矛盾：政出多門，人人都要管，管法又各自不同，常常互相矛盾，不論你如何辦事，總可以有部門跳出來說你做得不對，哪炷香沒燒到都不行啊。其四曰無法操作：十天才能準備好的材料，硬是規定必須五天內交齊。既然你交不齊，違了規，那么有關部門就可以自由裁量了，最后是嚴格執法還是為企業、群眾辦實事，就全看你的“溝通工作”做得好不好了……辦法有千般萬種，目的卻是一樣，就是讓老百姓沒辦法“不忌于上”，“以征于書”，去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只能去求他有關部門大發慈悲。這就是權力！慈悲是可以發的，但顯然不能隨便發，需要做好“溝通”工作。這就是利益！

當然，上面指出的這些問題也有可能是無心之失，不一定都是蓄意所為。但這些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它們一天得不到解決，就一天鑄不出真正的刑鼎，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就一天不能完全順暢地推進。當然，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刑鼎鑄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會有很多人站出來反對，他們未必像孔子和叔向那樣坦白得可愛，而是可能找出各種各樣似是而非的理由。而既得利益者們也就會順水推舟地采納他們的“合理化建議”。因此，要真正鑄出刑鼎，我們就有必要引入對權力的制衡，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參與到這一過程中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讓奇怪的現象消失，讓社會不奇怪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