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元帥性格剛烈，作戰勇猛，被毛澤東譽為黨內的“猛張飛”，并賦詩贊美：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鮮為人知的是，彭德懷還是一個嗜書如命的人。他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別看我是個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處。”這里的“孔夫子”，就是書籍的代名詞。

打仗閑暇不忘讀書

彭德懷早年雖上過一段私塾，但不久就因貧困輟學。但彭德懷并沒有放棄讀書。他13歲到煤窯做工，閑暇時也不忘讀書，之后的幾十年里，他都是書不離身。

井岡山時期，彭德懷有很多仗要打，但他總要隨身帶上搜羅到的軍事和政治書籍，擠時間閱讀，有時在戰斗間隙也會拿出來翻翻。他曾對通信員張洪遠說：“沒有文化干什么都難，等于睜眼瞎。我們天天打仗，不懂的事問不到先生，只有想辦法多讀些書，不懂就問書本。”

有一次，毛澤東寄給彭德懷一本列寧的《兩個策略》。毛澤東還在上邊用鉛筆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隨后，彭德懷又收到毛澤東寄的列寧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在上面又寫了幾句話：“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彭德懷后來回憶說：“前一本我在當時還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較易看懂些。這兩本書，一直帶到陜北吳起鎮，我隨主席先去甘泉十五軍團處，某同志清文件時把它燒了，我當時真痛惜不已。”

后來，他撰寫的《關于平江暴動前后情況和經驗教訓》等著作，對建設農村根據地、運動戰原則等問題作了深刻的理論探索。抗日戰爭爆發后，彭德懷擔任八路軍（后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副總指揮。1940年，由他組織發動的百團大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這一時期他撰寫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關于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具體問題》等論著，就如何堅持持久抗戰、發展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等問題作了具體闡述。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擔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西北野戰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等職，在西北戰場上指揮部隊連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戰役的勝利，豐富發展了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思想。其間，他撰寫的《關于陜北九個月作戰的基本總結》、《關于作戰方針和軍隊建設》等著作，系統論述了建軍、作戰等問題。能寫出這樣一系列閃爍著智慧光芒的文章，與彭德懷堅持在逆境中讀書是分不開的。

“廬山會議”后：暫別世間事，只讀圣賢書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針對“浮夸風”寫了一封被后世稱作“萬言書”的意見書而獲罪，繼而被罷官。

廬山會議批評彭德懷“對馬列主義基礎的許多學說……根本不太懂”，這深深觸動了彭德懷。于是，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請允許我學習或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信上批示：“德懷同志在對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工作分配的建議，我認為基本上是適當的。讀幾年書極好。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去做參觀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將同德懷同志商量，做出適當決定”。10月13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同彭德懷談話時，毛澤東又問彭德懷：“準備怎么學習？”彭德懷的回答是：“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吳家花園離中央黨校近，希望在中央黨校參加學習，學習四年。”毛澤東聽后表示同意，并責成彭真、楊尚昆具體安排。他還建議：“不要學那么長時間，兩年就夠了。”彭德懷點頭說：“同意。”

就這樣，彭德懷搬出了居住7年的中南海住所，前往京郊的吳家花園。臨別時，他對參謀景希珍說：“我給主席寫信了，請求去當農民，邊學習邊勞動。”他讓工作人員將他的元帥禮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畫等統統上交。他說：“凡是當老百姓用不著的東西，我都不要。但是，書，一本都不能丟。”當景希珍把裝了一車的物品送交管理科后又返回來時，只見彭德懷正在翻騰他們偷偷給他留下的幾箱東西。他把幾件好衣服拽了出來，把一些布置新居用的裝飾品也都翻了出來，僅留下他認為最需要最寶貴的一大堆書籍。警衛參謀照他的話辦，把他長期收藏的20多箱書，現代的、古代的，平裝的、線裝的，都搬到北京郊區的吳家花園新居。

在賦閑京郊吳家花園的那段日子里，彭德懷的精神是苦悶的。為了排除這些苦悶，他干脆不去想它，專心致志地讀起書來。他的家就像個書屋：桌上、床上、柜子里、箱子里，到處都是書。那時，讀書和勞動，成了他的主要樂趣。當他讀到稱心之作，常拿起書本，舉在空中，自言自語地喊：“好！好！對極了，我擁護！”

在吳家花園，他讀了一些哲學書，并大量地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著作，如楊獻珍所著的《什么是唯物主義》，艾思奇所著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蘇聯科學院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并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心得體會。例如，在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分析唯心主義的段落旁，彭德懷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人們如果把認識加以片面夸大，認為只要主觀意識就可以創造出奇跡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就不能不在具體事物中滑進唯心主義的泥坑里。”

這些書籍，不僅充實了彭德懷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針對當時國家的狀況，分析研究問題，力求找出解釋和解決的方法。

“文革”中：念念不忘的還是那些書

1965年，彭德懷被派往西南三線工作。臨行前，毛澤東提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小禮堂召開了一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歷數了彭德懷的功勛，然后說：“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著他的名字。為什么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澤東的發言，讓受盡冤屈的彭德懷沉浸在多年不曾有過的快慰和愜意中，他躍躍欲試，想在有生之年再為國家和人民做點工作。在前往西南的途中，他又把從中南海帶出的那20多箱書帶在了身邊。一到成都，彭德懷就積極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又是聽匯報，又是親臨各地視察，忙得不亦樂乎。可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彭德懷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首當其沖，又一次受到了沖擊。十年浩劫中，彭德懷身遭厄運，但他念念不忘的還是那些書。他曾經對警衛參謀說：“我別的沒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記我那些書……”此后，彭德懷身陷囹圄，在獄中，他一直堅持看書，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還常寫信給侄女彭梅魁，讓她代購書籍。

彭德懷一生打仗無數，也讀書無數，并且讀得十分認真，讀過的書大多都加滿了批注。可遺憾的是，彭德懷當時所作的大量摘記和學習心得及帶有大量眉批的書籍，都在1975年被付之一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