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 70多年的鐮刀錘子紅旗悄然降落，升起了象征俄羅斯的三色旗，這標志著列寧創立的、由共產黨執政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政治舞臺上徹底消亡。兩年前的同一天，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遭處決。在此前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相繼垮臺。在世界政治版圖上，蘇聯、東歐這一大片紅色已成為舊跡。受國內、國際政治氣候的影響，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雖然也出現了北京政治風波，但與蘇聯東歐不同的是，中國不但頂住了否定社會主義的風浪，而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步伐愈加自信而從容。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不倒的秘密，至今仍然是令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困惑并探討的焦點。

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

斯大林在世時曾武斷地表示，對蘇聯經驗的任何輕視，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允許的。他把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經驗看作是唯一的楷模，而且把是否照搬蘇聯模式作為搞不搞社會主義的衡量標準。為此，1948年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因不甘受制于蘇聯，被斯大林開除出蘇聯領導的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冷戰開始后，為了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蘇聯絕不允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蘇聯有任何離心的傾向，要搞社會主義必須照著蘇聯的模式干。理論上的守舊和來自蘇聯的壓力使得東歐各國始終未能突破這種模式的框框，以致積重難返，沉疴難除，最終分崩離析。

與東歐各國相比，中國較早地擺脫了蘇聯模式的影響，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蘇聯的幫助下完成的，但對于照搬、照抄蘇聯，毛澤東一直是不滿意的，他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上，繼任者赫魯曉夫發表揭露斯大林的個人專斷、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錯誤的“秘密報告”，這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引起了巨大的政治沖擊波。“秘密報告”表面上講斯大林問題，其實也就是講蘇共的問題，講蘇聯模式的問題。既然自己承認有如此多的問題，怎么可能要求其他國家共產黨人照抄、照搬呢？所以，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明確提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這一反問，就非常明確地表示要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國情的路。

在這之后，中國共產黨探索的腳步一直未停。其間，自20世紀50年代末起一直到80年代，中蘇關系由“蜜月”變為陌路，兩國兩黨關系跌至冰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擺脫了一向以社會主義“老大哥”自居的蘇聯的控制，取得了獨立自主地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動權。當然，在探索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中國遭遇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挫折。但挫折之后，探索的主動權仍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這與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是不一樣的。

東歐許多國家黨內一直存在著“國內派”和“莫斯科派”之間的斗爭，一直存在著走蘇聯道路還是走民族道路的爭論和斗爭。“國內派”領導人由于持所謂“民族主義”立場而被清洗、迫害甚至處死。“莫斯科派”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命于蘇聯，這些人教條主義嚴重，把蘇聯經驗絕對化、神圣化，缺乏獨立自主進行探索的精神，幾乎沒有改革的主動權。

與蘇共不一樣，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后，中國共產黨較早地開始了新的探索。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開啟探索新“長征”道路的起點。在為這次會議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果不其然，十年之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真的就應驗了鄧小平的預言。

正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的客觀實際出發，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他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鄭重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鄧小平的講話言簡意賅，一語中的。他的話主要是針對蘇聯而言，告誡他們不要干涉中國的建設事業。

作為中蘇關系曲折發展的見證人，鄧小平的告誡確有先見之明。“中國特色”的提法提出后不久就受到蘇聯方面的“關注”。1984年6月21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了題為《世界革命進程的主導因素》的文章，大講“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及其團結一致”，特別指出，“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章說：“出現了企圖從修正主義立場解釋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以及社會生產同私人生產的相互關系的現象。有些學者鼓吹削弱國家調節經濟發展的杠桿，首先是削弱集中計劃的作用，提倡市場競爭和擴大私人經濟成分的比例。這種‘探索’沒有考慮主要的一點，即擴大私人成分孕育著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后果，首先是動搖社會主義經營的基礎。”很明顯，這種言論正是針對當時中國正在推行的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針對中國市場趨向的改革。這篇文章進而指責：“追求民族的獨特性，機械地模仿或無視其他國家的經濟也同樣是危險的。”這更是明白地針對“中國特色”而言的。

顯然，蘇共仍然陷在其僵化的發展模式和觀點中不能自拔。因此，當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宣布為實現蘇聯人民新的“復興”進行改革的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顯著成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法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的統一意志，并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普遍支持。（選自謝春濤主編《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