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是我黨90年歷史上極為悲壯的一頁——70年前，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余人在皖南茂林地區遭國民黨部隊包圍襲擊，除2000余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失散或壯烈犧牲。葉挺軍長在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不幸被叛徒殺害……

70年過去了，“皖南事變”的硝煙雖然早已散盡，記述和研究“皖南事變”的文獻和著作也已很多很多，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其中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新四軍被俘將士（個別叛變者除外）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的問題，尤為值得思考。因為“皖南事變”給幸存的被俘人員造成的創傷在很長一個時期里未能撫平，甚至使他們有人生災難如影相隨之感。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

幸存的新四軍被俘將士回到革命隊伍后，有相當一些同志長期遭到懷疑而不被重用。例如，新四軍干部秦烽，被俘后化名秦夫烽，在獄中參加了秘密黨支部。在赤石大屠殺75人中，他之所以成為唯一的生還者，是因為特務憲兵的子彈未擊中其要害，他蘇醒后才逃脫了死亡魔窟，歷盡千辛萬苦，回到武夷山打游擊，后又遭劫難，分散突圍后回到上海。1947年重新參加革命工作，解放后被安排在上海一家工廠。但是，由于他歷史上的被俘經歷，使他在每次政治運動都遭到懷疑。“其他人都死了，為什么你還活著？”這樣的質問使他極為痛苦。特別是“文革”時期，極左思潮的泛濫，被俘被視為人生的“污點”，被俘者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一概誣為“叛徒”而招致殘酷迫害。還有不少幸存的被俘新四軍干部在集中營中不屈的抗爭行為，在“文革”中竟然成為罪狀而被罷官、批斗……“皖南事變”的陰霾長期籠罩在那些被俘的新四軍老戰士心頭，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后才得以改變，特別是對因“皖南事變”遭受不公正對待的老同志平反昭雪，才使他們真正從噩夢陰影中走了出來。

從人類歷史來看，“戰俘”是戰爭的產物。在奴隸社會，雙方多是把俘虜作為奴役的工具分給有功的“將領”，剝奪其作人的一切權利。歷史發展到近代文明社會以來，對待“戰俘”的觀念和做法也在改變，“戰俘”作為人，其權利和尊嚴逐步得到了尊重。從某種意義上說，戰俘觀的變化也體現和反映著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程度。我黨領導的軍隊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俘虜”問題就制定了一些合理的政策，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就有“不虐待俘虜”，不搜腰包，發放路費，遣散回家等措施。這些俘虜政策，收到了極好的效果。到國共雙方決戰的1947年前后，許多國民黨兵被捉后幾乎立刻掉轉槍口，成為解放軍的一員。但是，我軍歷史上也有過對被俘人員的“左”的觀點和“左”的做法。幸存下來的那些新四軍被俘將士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的歷史對待就是突出的例子。這也警示我們：應實事求是地對待我軍歷史上、共和國歷史上的那些被俘人員，拋棄過去那種把被俘者（叛變者除外）一概誣為“叛徒”的極左觀念，樹立正確的戰俘觀。特別是對那些忠于黨和革命事業的被俘人員，應給予公平、公正的歷史評價，他們的革命氣節和為中國革命所作的功績不應被埋沒，更不能抹殺。（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