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方面，最根本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在社會方面，全力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在政治方面，解除制度和體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掣肘

“中等收入陷阱”是當今一個世界性的發展難題，并非只是個案。全球大多數國家都處于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像巴西、阿根廷、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便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這些國家目前仍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只有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后來居上，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長為”亞洲四小龍”。

有著深刻社會根源的經濟問題

一些專家認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因此，它看起來主要是一種經濟狀態，一個經濟問題。但筆者寧愿相信它實質上或根源上是一個社會問題。

有媒體總結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方面特征：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這其中反映最多的還是社會問題。中國目前也存在著這十大問題中的多數，的確面臨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戰。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出現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或者說，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并實現自主創新？道理講起來并不復雜，前者是因為內需不足，因為財富分配極度不均，多數民眾手中缺錢，無法形成足夠拉動內需的購買力。后者要么是因為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投入不足，整個社會的知識儲備和智力儲備難以支持自主創新，要么是因為創造者無法分享或難以分享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從源頭上抑制了自主創新的動力和激情。這就是這個世界魔咒背后的社會根源。

最根本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調整經濟結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中等收入陷阱”雖然表征多樣，成因復雜，但根源在社會，破解這個世界難題需要綜合施治，需要經濟社會政治三管齊下。

在經濟方面，最根本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當前首先需要調整經濟結構，擺脫過分依賴外在因素，促進經濟增長內生化，其中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所在；其次是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在重點提高金融、教育、醫療、電信等高附加值服務業比重的同時，增加制造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實現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華麗轉身。廣東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的“雙轉移”戰略和珠江西岸不一樣的發展模式不僅取得明顯成效，而且前景明朗。

在社會方面，我國正在全力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明確要求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民生問題。這的確是問題的關鍵。因為社會收入分配可能是決定一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因素，社會矛盾的根源也不過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不均。這是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梢越梃b的是，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期間，很好地控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問題。

在政治上要做的主要是解除制度和體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掣肘與約束。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權力和資本的結盟，即腐敗問題。應當盡早推動以行政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職能重點由經濟建設轉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協調好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搞好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政治改革的直接目標是要斬斷資本和權力之間的紐帶或管道，切除依附在社會肌體上的腐敗惡瘤；長遠目標是建立公開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讓權力回歸本位。

對中國發展前景有理由樂觀以待

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因素，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可以樂觀以待。

一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轉變，經濟結構正在優化升級，速度和規模依然持續向上，這為我們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充足的時間、空間和物質條件。

二是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雖然紛繁復雜，但核心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訴求。與宗教、民族、意識形態等矛盾相比，利益的矛盾有自己的特點：它是理性的，不必你死我活；它能通過談判、協商、合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加上我國政府力量強大，擁有足夠的經濟、行政、法律乃至文化輿論資源，只要轉變職能，擺正位置，端正立場，社會矛盾化解的前景光明。

三是中國人的智慧足以化解任何難題。全世界20世紀下半葉以來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數幾個經濟體中，臺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就占據三席。他們既為我們提供寶貴經驗，更為我們增強信心。（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