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籃子”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以下方面：蔬菜生產統計信息失真，影響宏觀決策；生產缺少計劃，菜農無所適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蔬菜銷售環節不給力；中間商人自肥；流通環節不暢，流通成本過高。針對上述深層原因，筆者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近年來蔬菜價格走出了一波“過山車”行情。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三、四月份全國蔬菜價格同比分別上漲18.5%和24.9%。此后，蔬菜價格一直在高位運行，以致普通百姓感覺“菜籃子”越拎越 “沉”。2011年4月初，突然出現菜價“高臺跳水”行情，多年不聞的“賣菜難”呼聲，一時間鋪天蓋地。媒體分析此輪蔬菜價格暴跌原因，有“氣候影響”說，也有“價格拉動種植面積擴大”說，還有“油價上漲影響蔬菜運銷”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認為，這些都只是表象。那么，深層原因，即“菜籃子”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

一、統計信息失真，影響宏觀決策

早在許多年前，筆者就在進行統計數據分析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蔬菜生產量統計與蔬菜消費量統計之間嚴重失衡。前者數據來源于自下而上的逐級上報，后者數據來自城鄉居民抽樣家計調查。以江蘇為例：2009年全省城、鄉居民人均蔬菜消費量分別為117公斤和108公斤。而當年統計的全省蔬菜種植面積1722萬畝，總產量3838萬噸。按江蘇2009年常住總人口7724.5萬人計算，人均蔬菜產量497公斤，是實際人均消費量的4.44倍。

雖然我們所推算的蔬菜生產量統計與蔬菜消費量統計嚴重失衡，有二個影響因素未予以考慮：一是蔬菜銷售的省際間流動因素。本省有大量蔬菜運銷到上海等地，當然還包括少量的出口。但與此同時，也有大量山東、安徽、南方省份等外省生產的蔬菜大量流入江蘇市場，總體判斷還是進大于出，姑且認為進出相抵。二是蔬菜消費口徑因素。農村居民統計的是人均消費量，而城市居民統計的只是家庭人均蔬菜購買量，在外飲食部分未包括其中。但無論如何，蔬菜生產量與蔬菜消費量之間的統計缺口，是無法用統計誤差因素解釋得通的。

客觀地分析，導致蔬菜生產統計信息嚴重失真的因素也有二個：一是政績考核因素。自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包括90年代中后期，政府主導的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方向、政績考核目標，大體上是壓縮糧、棉等大宗農作物生產面積，擴大蔬菜等經濟作物生產面積。如統計數據顯示，1997—2002年間，江蘇全省糧食種植面積減少19%，棉花種植面積減少29%，油料種植面積增加50%，蔬菜種植面積增加58%，但同期城鄉居民人均蔬菜消費量卻幾乎沒有變化。二是城市規模快速擴張因素。最近的20年，我國工業化、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推動了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大中小城市均不同程度地擴大了數倍、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城鎮大規模擴張導致城鎮周邊地區的蔬菜地大面積消失，蔬菜種植逐步向遠離城鎮的農區轉移。但由于種種原因，反映到統計數據上，往往新增的蔬菜面積不會少報，而減少的蔬菜面積則不能及時、足額核消。蔬菜生產統計信息的嚴重失真，無疑已失去了宏觀決策依據作用和參考價值。

克服統計信息失真的應對策略是推進行政管理創新。解鎖的“鑰匙”是改革現行的政績考核機制。由以GDP類指標考核轉向民生類指標，我們常說的這創新、那創新，當前最迫切需要的是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機制的創新。一句話，要創造讓被考核者不說假話，統計數據不摻水分的寬松環境。

二、生產缺少計劃，菜農無所適從

蔬菜需要有計劃生產。也許有人會說，改革開放都30多年了，市場經濟體制早已基本建立，現在還講什么計劃生產？！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關鍵時期，鄧小平說過一句很辯證的話：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需要市場。但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這在理論上早有定論。市場經濟主要依靠“看不見的手”進行自發調節，同時也需要“看得見的手”進行宏觀調控。當然這看得見的“手”并非一定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組織，如行業協會的。事實上發達國家農業生產領域的計劃性是很強的。1990年時，筆者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訪問過一個從事奶牛養殖的家庭農場，據農場主介紹，當地相關行業協會對農場的奶牛飼養量實行極其嚴格的計劃控制，一方面農場主不得隨意增加飼養頭數，另一方面，農場主擁有的奶牛養殖指標可有償轉讓，據該農場主稱，他那時若放棄經營，其奶牛養殖計劃指標轉讓價高達30多萬加元。1998年時訪問荷蘭的一個西紅柿種植農戶，令我最感吃驚的不是溫光水肥氣全電腦控制的無土栽培技術，也不是極高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品質，而是該農戶面對筆者的提問，竟對荷蘭全國的西紅柿生產農戶數、種植總面積和總產出量的信息了如指掌！發達國家農業生產的計劃性之強可見一斑。

蔬菜能夠有計劃生產。因為蔬菜是消費彈性極低的農產品，與收入的變動關系不大。過去的20年中，江蘇每年城鄉居民人均蔬菜消費量長期穩定在110公斤左右。從蔬菜消費彈性極低這個特征而言，蔬菜非常有利于進行宏觀調控和實行計劃生產，從而使蔬菜生產的市場風險程度大大降低。

當然這里所說的計劃生產，并非需要對所有的蔬菜品種全都實行計劃生產，而只要對幾個主要大宗蔬菜品種從生產地點、種植面積、均衡上市等方面實行宏觀計劃指導，眾多小品種蔬菜則完全可以發揮市場的自發調節功能。強調增強生產的計劃性，也不等于重走過去指令性計劃經濟的老路。但必須建立有效的宏觀調控機制。首先是由誰來承擔蔬菜生產的宏觀調控職能？在發達國家主要不是政府行政部門，而是行業協會。政府部門管不了、管不好，吃力不討好的事應放手讓農民合作組織、行業協會去管理。

現在的關鍵是，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起步晚，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小而散，管理不規范，功能不健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間既缺少上下協調關系，又缺少左右橫向聯系。既沒有形成區域性乃至全國性農產品專業協會組織，更沒有建立區域性和全國性集生產、生活、自治功能于一體的農民協會組織。現有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專業生產協會根本無法承擔起蔬菜生產的計劃指導與宏觀調控職能。因此，努力推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專業生產協會快速發展和壯大，是各級政府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