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和政協的民主監督通常被稱為“柔性監督”，這是因為，第一，民主黨派和政協的民主監督不是法律監督、不是行政監督、不是紀律監督，所以它不“硬”。第二，民主監督對于被監督者只是一種協商性的“提意見、作批評”，可供被監督者參考，被監督者可接受可不接受。

但柔性監督并不是可有可無的監督。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論十大關系》)，“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按照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安排，民主監督以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不影響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和權威，有利于執政黨政治權威的理性化，有利于實現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政府主導的高效率，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所需要的。

問題在于，如果柔性監督過“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民主監督功能不能得到有效發揮，這一制度的合理性和存在價值就會受到質疑。能不能通過民主監督職能執行者的積極作為和必要的制度程序安排，讓“柔性監督”的“柔性”變成為“柔韌性”，使民主監督更為有效呢？全國政協委員蔣洪的經驗表明，這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民革黨員蔣洪從2008年起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從第一次參加全國政協大會起，他就一直關注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的問題，每年都就此提出提案，被媒體稱為“麻辣委員”。對這個稱呼，蔣洪頗為不滿。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你看，有很多非常正常、非常基本的要求，你直說了就變成‘麻辣’了，說明我們社會的口味已經很怪異，把基本要求當做一種美德了。”其實，所謂“麻辣”，就是民主監督有了力度、有了一定效果的意思。

事實上，蔣洪委員所要求的財政信息公開，雖然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要求，但也確實是一個“麻辣”的問題。我國政府是人民政府，公眾一直對政府很放心、政府財政也一直沒有公開的習慣，所以當人們特別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難免讓一些政府官員乃至一些公眾感到“麻辣”。另一方面，其實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財政預算的管理和監督，主人如何掌控“公仆”收錢花錢的問題，本來就是政治生活中最“麻辣”的問題，這是世界各國公共政治的共同特點。關于政府職能的研究表明，政府權力也就是“事權”和“財權”這兩個權力，說白了就是花錢辦事。對政府來說，沒有錢就辦不了事，所以財政收入是多多益善；而對于公眾來說，雖然政府服務是公眾所需要的，但政府以服務的名義拿走公眾的錢，怎么拿、怎么花，必須讓公眾了解、必須合理。如果人們因為對財政預算管理和監督的問題感到“麻辣”，本應習以為常的問題卻認為不同尋常，恰恰表明問題已經到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地步了。

蔣洪委員關注這一問題的方法很簡單:一是建立課題組。蔣洪作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組織了一個“中國省級財政透明狀況研究課題組”；二是調查研究。課題組以網上搜索、出版物查詢、信息申請等方法，對中國大陸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本級財政信息公開狀況進行了調查；三是持續跟蹤。課題組從2008年起一年一度提出研究成果；四是轉化成果。將課題組的成果改寫為個人提案，每年在全國政協大會上提出。蔣洪的經驗表明，有了這四要素，“柔性監督”的“柔性”就可以變為“柔韌性”，就能夠發揮有效作用。這是因為，民主監督雖然觸及敏感的利益問題，但監督者和被監督者都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互相之間是協商的朋友關系，更易于被監督者接受；民主監督體現公眾意愿，是建議性的，因而是被監督者沒有理由拒絕的；民主監督雖然沒有強制性，但監督者可以不斷提意見、作批評堅持不懈，直到被接受為止。民主監督既不損害執政黨和政權機關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又能夠通過監督來保證執政黨和政權機關領導的理性化和合法性，是有中國特色的積極的政治制度設計。

蔣洪的研究是以學術研究單位的名義進行的，相關提案是以個人名義提出的，這樣一種“勢單力薄”的監督尚且引起了不小反應，試想，如果民主黨派和政協組織以組織的名義進行這樣的民主監督，其力度和效果會不會更具效力？因此，建議各級民主黨派和政協組織按照有關文件的規定，以調查研究、提出提案的方式對包括財政資金在內的公共財產的管理問題進行民主監督。我國政府是全體人民的政府，國有財產屬于全體人民，某一個民主黨派或者政協組織，是可以對國務院某一個部、某一個省政府、某一個大型國有企業、某一個國有事業單位等提出提供財政信息和預算執行情況的要求的。不僅僅財政問題，只要是《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及政協章程所要求監督的內容，都應當進行監督。相信只要各級政協和民主黨派組織積極努力，就一定能夠把柔性監督的優勢挖掘出來、發揮出來。

(作者系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